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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带来的特权没让俞飞鸿骄纵，被照顾得太好，反而束手束脚。这和她的家庭教育有关。父亲是清华毕业的高才生，母亲也是读书人，典型的知识分子家庭，大人好好工作，孩子好好学习，什么都不缺，独缺一点点离经叛道。
“我很小的时候就特别希望能长到30岁，因为30岁的女人看起来是一副可以自己做主的样子。”俞飞鸿回过头来想，从18岁进入大学到30岁之前的那十几年，她一直在努力拓展自己自由的维度，不是物质上的自由，更多是精神上的，很私密，有点暗流涌动的意思，看起来无关紧要，也不会让生活起太大波澜，但对她来说，没有不行。
追求自由是从逃离开始的。她原本考上了一所杭州的大学，但总觉得还在家人、亲戚和朋友们身边，还是有依靠，于是，决定重考，去北京，读电影学院。
逃离故乡并没让俞飞鸿活成另一个模样，她依然是好学生，成绩好，守规矩，老师、同学都喜欢。毕业后她还顺利留校，用掉了系里唯一的留校名额，这在父母和外人看来，实在是个安稳的好差事。
工作一年，她又觉得哪里不对，还是想逃。这一次要逃去美国，一来学英语，二来再次逃离熟悉的朋友圈和时不时提供帮助和照顾的叔叔阿姨，看看能不能真正地一个人生活。对于一个家境良好的美女来说，很多便利与生俱来，接受便是，俞飞鸿却很难对此心安理得，她似乎没有办法从外部提供的任何赞美和帮助中找到安全感和自由，她要全权接管自己的生活。
“一本护照，一门外语，一张信用卡，那是我二十出头时最想拥有的东西。”到美国学习语言，俞飞鸿一次性得到了这三样东西。她在美国学会了很多自己之前不会做、未来可能也不需要亲手去做的事，比如换灯泡、开车、办各种身份证明和信用卡、帮朋友在4S店里讨价还价⋯⋯“我可能不需要一个人去面对很多事情，有些事我可以选择不做，但我需要知道自己能做，这样内心才觉得是真的自由了，不然总有疑虑。”俞飞鸿说。
这种思维方式非常西方。我可以不选择，但我需要有选择的权利和能力，对于自由边界的探索，贯穿了俞飞鸿的18到26岁。
26岁，俞飞鸿在美国街头险些被一辆飞驰而来的私家车撞出斑马线，她跑过去，踢着对方的汽车轮胎大吼大叫，用学会的所有英语脏话、俚语问候对方。“说来很好笑，那是我第一次直接表达愤怒。”俞飞鸿在视频访谈里聊起这段经历，她把那次愤怒视作自己在美国所修的最后一门课。尽管在之后的近20年里，她几乎没再有过如此声势浩大的愤怒，但那次怒吼让她知道，愤怒这项缺失多年的能力她终于习得了。
1997年，俞飞鸿从美国回来，接拍的第一部戏是《牵手》。片方和导演本来想让她演女一号夏晓雪，她看了剧本，挑了女二号王纯。王纯，一个刚大学毕业的漂亮姑娘，男女主角婚姻的第三者，不太讨好的角色。“但我觉得，自己当时刚回国，和她的状况很像，事业刚起步，表演上能找到支点。”俞飞鸿的想法简单直接。
王纯这个角色让俞飞鸿火了。福利和代价是，片约不断。90年代末，中国的电影、电视剧刚刚市场化，大家拼命赚钱，演员的工作规范还不完善，经常连轴转。“完全没有在创作的感觉了，只是在机械重复劳动，我必须要停下来，找回创作的快感。”在红了的过程中，俞飞鸿被名气和高强度工作束缚，又不自由了，于是，紧急叫停。
接下来的近10年，她把自己献给了一部电影和一部电视剧——《爱有来生》和《我爱你，再见》。
《爱有来生》剧照
“我1996年看到须兰的这篇小说《银杏，银杏》（电影《爱有来生》原著），2001年买的版权，2007年开拍，一个女人的黄金年龄，是这本小说和这部电影陪我过来的。”俞飞鸿感慨。
她是在往返美国的某班飞机上读完这篇小说的，原著不长，9000多字，一气呵成。故事很中国，很执念。阿九一家被土匪杀害，为报仇，她潜到土匪头子的弟弟身边做情人。一边是弄假成真的爱，一边是不共戴天的家仇，阿九选择结束生命，与爱人相约来世。爱人化作孤魂，在树下等她50年，再轮回，阿九已成别人的妻子，两人的前世和今生，都是错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