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神经学家通过大量实验已经证明,
我们的大脑结构决定了我们总是以乐观的态度来看待问题。
我们会高估积极事件的可能性,低估消极事件的可能性;乐观倾向在我们的头脑中根深蒂固,左右着我们的认知与判断。关于我们天性中存在乐观的原因,神经学家塔里·夏洛特(Tali Sharot)认为:“可能是因为在人类的进化史中,乐观天性对人类的生存起着非常必要的作用,所以它才会被植入我们人体中最复杂的结构——大脑中”。
尽管乐观的天性让我们在发现危险、及早预防方面采取松懈的态度,但它也有积极的一面:帮助我们在不崩溃的情况下应对危难,并帮助我们将危机转化成机遇。
我们大脑中无意识的倾向性、执念、误判等因素,也让我们忽略危险的信号,无视危机性事件的来临。
“否认”是一个深深根植于人类性格之中的防范机制。
此外,我们的政府与社会体制都力求维持现状;在商业组织中,很多决策者和商业动机都倾向于短期思维,一旦出现问题,人们首先做出的反应就是否认,而且组织的奖惩机制也往往助推了人们推卸责任的行为。
不过,否认与抵触只是暂时的,我们在情绪上受到冲击后,会开始逐渐接受事实。
但是,预测灰犀牛的攻击时间也很难。现代西方经济学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约翰·凯恩斯(John Keynes)曾经说过:“市场的不理想现象可能要持续很长时间,远比你我能理解的时间都长”。如果过早对潜在的危险、危机与灾难做出回应和预防,需要付出很大代价。
过早回应风险可能付出的代价,以及我们天性中的拖延,会导致灰犀牛第二个阶段的发生。
政府机构、企业及各类组织内的得过且过,往往是因为机制设置上存在严重缺陷、人力与财力资源的匮乏、领导力低下、组织内外的阻力,以及人们错误解读危机等认知上的问题。
同样,我们也会或快或慢地走出这个阶段,进入开始寻求解决方案的第三阶段。
在进行判断、寻求解决方案的阶段,组织内经常会发生争论与相互指责,包括快速辨别应该最先处理哪一个危机(拖延已久的危机往往会发生于多个方面);如果领导者拒绝积极行动,我们就会进入“恐慌”阶段。
我们在这一阶段的表现,取决于我们所做的准备工作与之前经历过的危机,还取决于在第二和第三阶段是否浪费了大量时间等因素。
这一阶段持续时间不长,因为我们要么面临崩溃、要么行动。第五阶段开始采取行动依旧有希望走出危机,不过往往会比较被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