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二战后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关于中国古代货币经济史的研究大多在这一学说的基础上展开，或对其进行批评和补充，代表性的学说包括“地域货币论”“实物货币论”“货币间关系论”“钱＝国家性结算手段论”和“商人-豪族论”。“地域货币论”认为中国古代货币经济盛衰论对经济的地区差异尤其是中国经济的南北差异关注不足。“实物货币论”认为中国古代货币经济盛衰论只以钱和黄金作为“货币经济”的结构要素，没有充分关注“现货货币
（非金属货币）
”的存在。“货币间关系论”认为中国古代货币经济盛衰论未能充分注意到货币之间的关系，不同类型的货币在同一时期可能并存并形成了特定时期内的货币结构。“钱＝国家性结算手段论”认为中国古代的钱与其说作为经济性流通手段积极地为人民所接受，毋宁说是国家为了自身的利益强制人民使用的，所以在国家废除钱纳税制后，民间很快不再使用钱，这与以高经济流动性为循环动因的现代货币存在本质区别。“商人-豪族论”则认为大商人投入财富购买土地后拉拢小农民进行地主式的土地经营，致使小农民脱离货币经济，进而导致作为商业繁荣基础的商品和货币流通的场所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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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货币经济史研究》
柿沼阳平
汲古书院，2011年
八十年代以来，经济人类学开始对中国古代货币史研究产生重要影响。柿沼老师特别提及波兰尼
（Karl Polanyi）
的相关研究，指出其对中国古代货币史研究至少有两方面启发：一是波兰尼不仅将兼具价值尺度功能、交换功能、支付功能、价值存储功能的财物定为货币，还将具有这些功能中的部分功能的财物也定义为“货币”，拓宽了货币定义的视野；另一则是波兰尼对19世纪“大转型”的讨论指出相较于20世纪以后人们更多采用经济理性的方式考虑货币，19世纪以前人们更关注货币的社会性意义，由此启发货币史研究者对货币所处的社会环境的关注。尽管不乏批评，但波兰尼的研究产生了广泛影响，最终塑造了经济人类学的多元货币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