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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股权财政”目前遇到的最大问题是退出机制的难题，因为近几年A股（二级市场）持续不断的3000点保卫战以及目前IPO接近暂停的状态导致一级（创投资本）无法退出，进而导致创投公司募资困难，也就没有钱再去投创新创业企业，整个生态循环也基本已被破坏。
据市场的统计数据，创投行业在2021年达到高峰后，2022年投资数量下滑了14%，2023年继续下滑了12%，2024年这很可能继续下滑50%，并成为全中国下滑最严重的行业之一，甚至比房地产行业还惨（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前5月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和金额累计同比降幅分别为20.3%和27.9%）。
对于上述生态循环的问题，其实在地方政府和城投平台的债务维续方面也遇到了同样的瓶颈，如果不解决经营性现金流及/或融资性现金流的新增问题，城投平台存量债务的维续也会出现很大的危机。在当前政府卖地和税收类收入新增有限的情况下，也许有同行会认为地方政府专项债和银行贷款可以置换城投的天量债务，但从实际情况来看，专项债和银行融资可提供的低息置换体量都是杯水车薪，也即城投巨额债务的维续最终还是得依托社会资本，但如果监管层再不放开社会资本对城投输血的资金进入通道（比如放松一部分融资监管措施），最终可能引发更大的债务危机。
从市场的角度来看，自前段时间监管部门要求金融租赁公司退出城投业务，地方金交所被全面清理，城投类信托融资也被大幅压降之后，地方政府和城投平台的债务压力似乎已接近临界点，类定融的融资产品再次兴起，基金、保理、商业融资租赁等融资渠道迅猛复苏，我们似乎又迎来了新一轮的业务红利期。
政府和城投的债务压力到底有多大，大家可以参考一个简单的例子，审计署6月底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并发布了一份审计报告，其中农村学生营养餐补助资金使用情况接受审计的县有159个，但有66个县挪用了上述补助资金用于偿还政府债务、用于基层“三支”等支出，占比达到了41.51%。
尽管媒体间一片哗然，到处都是批判的声音，毕竟“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但就现实情况而言，我们也要格外关注政府和城投方面的一些困境和无奈。
比如对于弱资质、弱区县的城投平台而言，确实所有融资手段、融资路径都用尽了，也确实没有办法再融到钱了，那工资怎么办，利息支出怎么办，日常运营支出怎么办，除了拆东墙补西墙外哪里还有其他办法。
按上述逻辑分析，监管层将城投平台的债券、非标等融资渠道进行全面围堵的情况下，是否在关上门的时候得适当开开窗，不然存量债务的本息如何维续，日常支出如何解决，毕竟现在的经济情况下政府已基本无法再通过卖地和税收收入去支撑日常运转。
我们关注到，对于当前特别困难的一些城投平台在融资方面的腾挪动作，地方金融监管部门给予了更大程度的容忍。市场方面怀疑，金租公司、金交所定融产品退出城投业务以及信托、私募大幅压降城投非标融资后，城投依旧会想尽办法去绕道，通过各种路径继续融钱，不然接下去随时存在更大面积的逾期兑付风险。很多同行甚至担心，对城投平台融资全面围堵式地监管并未能解决债务本身的偿付问题，因为城投没有足够多新增的流动性（尤其是收入）去偿付债务，另外也没有路径通过足够多的融资新增去低息置换原来的巨额债务。
我们最近经常跟大家分享如何帮助城投优先选择一些可以形成自然垄断的相关业务去做项目策划，以解决项目的新增以及我们对城投平台投放资金的项目和资金用途承载问题，比如混凝土、砂石建材、苗木的供应，公共空间的运营，市政服务的提升等，核心是快速帮助城投上马项目、做出业务、做好流水并创造利润。
总的来说，上述思路基本都还是在国企、城投的存量资产盘活范畴之内，但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政府、城投在存量资产资源的盘活方面很多时候却都倾向于简单一刀切地转让以快速获取现金流，或者就是以现有资产参与合作以增加流动性，对项目升级改造、产业招引等涉及的新增投入则基本无法解决（不想投钱也没钱可投），当然更多的情况下也不愿意节外生枝以被迫增加工作量（大部分时候都不想去折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