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可没多久，爬上高空时，他的心脏会一抽一抽地疼，头晕目眩，身体不停“打转转”。
丁成松在宿舍躺了整整两个月。他没钱也不敢去看病，胡乱吃了一堆药，可第二天醒过来，心脏还是疼。
回到塘山村时，这个近170公分的少年两手空空，除了一个装着破烂衣服的蛇皮袋。 原本，这个少年数着自己爬过的电线塔，一个个记录下位置，“还有点自豪”，回乡时，这些纸张不知道被他扔哪里去了，口袋里从此塞进了一沓厚厚的病历。
在通向梦想的路口，他生生地转了个弯。
15年的时间里，这样的故事陈德才听了太多，生活的变故似乎很轻易就能击中他们的人生。
同村的李伟一度在浙江的炊具厂获得了梦寐以求的机遇。主管推荐他去上海的总厂学习，学成归来就是班长，还能得到他盼了三四年的加薪机会。可临行前，老家打来电话，父亲病了，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家里没钱没人，等着他回去。李伟错过了这次机会。
还有老乡在家具厂工作，送料时拿木条的手指不小心被卷进了机器，小拇指的一半被瞬间打飞。医生看到他血糊糊的手，使劲摇头，“小拇指另一半断得齐刷刷，找不到了，也没机会再接上了”。那几个月，工厂断指的员工有好几个。
休养几个月后，这个老乡回到了原来的工厂，重复着此前的工作。
“你疯了！那种地方还待？你就不怕吗？”有村民问。
“换个地方，工资给不了那么多啊。”他自嘲地笑了笑，“等不起啊，供完一个娃娃又是下一个。”早些时候，他在电路板厂工作，污染严重，每天工作口袋里必定揣着乌黑色的解毒丸。因为实在不愿忍受才换了家具厂这份工作，好不容易工作几年加了薪，“没有成本再让你换了”。
折返的老乡带回来一个又一个悲伤的故事，陈德才听得心惶惶。小儿子一天天大了，眼看要上学花钱了，陈德才咬着牙又一次出发了，只是深圳已不是他的目的地。他觉察出深圳的工厂开始外迁，工人要求学历。“那里不是过去的深圳了，去浙江吧。”有人劝他。
在浙江，大大小小的家庭工厂给了他栖息之地。他还挂心着老家的妻子和孩子，没事就找老板问，“能给我老婆一个工作吗？扫地、保洁都可以的。”
有老板真的同意接收这对夫妻。他锁上大门，下狠心把地一口气租了出去，出来了。
大儿子大女儿都在深圳打工，当年自己被迫回村，他给两个大点的孩子都下了命令，“都去深圳，那里机会多！”活泼懂事的大女儿很受老板和老乡喜欢，快提拔当秘书了。小儿子则留在老家念书，陈德才痛快地作出了安排，“周末不回家，放寒暑假直接来浙江”。
一家人从此四散远离，可兴奋的他觉得，“不会有更好的选择了”。
在浙江东阳的工具厂，陈德才感受到了久违的幸福。工厂提供一个大蒸柜，一到饭点，各家各户把米淘好再放进去，米熟了，宿舍楼香气四溢。
他和妻子住7平方米的宿舍，就着玉米吃饭。一个月能挣3000多块，“再撑几年，等到小儿子读完大学，日子就好过了。”他总这样想。
一个突如其来的电话打碎了他的设想。电话那头是女婿颤抖的声音，陈德才在注塑机嗞啦嗞啦的轰鸣声里听到了噩耗，38岁的女儿没了。
他和老伴坐了20多个小时的火车赶到贵阳，一路坐肿了腿、哭肿了眼睛。老两口说不清女儿是怎么死的，只知道是意外中毒。到了停尸房，陈德才才想起来，自己有好多年没见过这个懂事的大女儿了，她的脸还是胖胖的，皮肤黄了，身体有些部位腐烂了，眼睛闭着，永远也睁不开了。
因为结婚，女儿前些年放弃了深圳的工作，去了丈夫的老家。可生下孩子后，迫于生计，夫妻俩又齐刷刷跑到贵阳，女儿在一家酒店洗床单被套，女婿在几十公里外的工地上班，几个孙子留在女婿老家。
想到这些，陈德才突然很心疼女儿，他说，他分明在女儿身上看到了昔日的自己，看到了曾经那个为了生计四散分离的家。
他想恨女婿，为什么要把女儿带到贵阳，留在深圳也许女儿早就当上白领了。可他恨不起来，女儿女婿的每一步都迫于无奈。身为父亲，他不能劝女儿不要回老家结婚，他更不能劝女儿不去贵阳打工，从始至终，他“帮不上一点忙”。
失魂落魄的夫妻俩回到浙江。他的假期有限，再不回去工作也要丢了。只是妻子的状态实在糟糕，自从看到女儿火化前的样子，就一直神神叨叨，陈德才没办法，只能盼着医生开的“那种最便宜的药”，药效能好一点。
他的愿望落空了。一个午后，宿舍的工友找到他，说妻子发疯了。他顺着指引，跑到后山去找，发现披头散发的妻子在树林里乱窜，毛毛虫、飞虫还有叫不出来名的虫爬满手臂，妻子龇牙咧嘴地对他笑着。
陈德才哭了。打工这么多年，这个老人第一次哭得那么伤心。
那一年，伦敦奥运会成功举办，神舟九号一飞冲天。可这些热闹都与他无关，也与丁成松无关。从深圳回来后，丁成松生活的半径越来越小，最后只剩下村里的房子和三亩多的土地。
心脏的疾病有所好转后，他迫不及待地跑到县城，重操旧业。可才登了几次电线塔，他的腰部就开始绞痛，尿出血，还时不时发烧。去医院一检查，他两眼一抹黑——肾结石。
妻子前些年患上了严重的乳腺增生，干活成了难题。有时候早上，躺在床上的两个人身子都痛，你看我，我看你，再看看破洞的天花板，沉默良久，丁成松起身，慢慢走出去干活。
拿到诊断书的那天，他忘了参加孩子的家长会，老师打电话问，他一股脑儿说了。结果第二天，本该在学校待着的老大跑回家了，对躺在床上的丁成松说，“爸爸你没事吧。”说完，拿出80多块钱，说是找全班同学借的，死死塞给丁成松，要他拿去看病。
对着天花板，丁成松无声地哭了。
他开始彻底地害怕变故。一场持续的咳嗽、一次钻心的胃绞痛都让他担心得整宿睡不着觉，他不敢出去打工，可守着这块土地也挣不到钱，摆在他面前的，是无解的命题。
越来越多的人从各地返回。丁成松才意识到，原来老乡和自己一样脆弱，“一个变故也承受不起。”
有个老乡被骗去了新疆打黑工，每天天不亮打着手电就去种棉花。当初，来招工的老板在塘山村信誓旦旦，“一个月3500元”。可真到了那里，一分钱不给，十几个老乡被分到了好几个组，周围都是说方言的外地人，互不认识，“谨防造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