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确定性时代，重新认识货币与政府在经济秩序中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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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个世纪中，我们几乎创建了一个单一的世界经济体系。货币和政府应该扮演何种角色，在全球经济背景下，提出和解答这些问题变得越来越迫切。

在我看来，从我的陈述中得出如下结论是不可避免的：如果要维持一个得体的政治体系，就需要大幅度改善经济机器的运行，并减缓破坏性变化的速度，以便使社会的适应能力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与之匹配。对于以下提出的建议，凯恩斯有着深刻的认识，这也是他的思想精髓所在。

新宏观经济学宪则

财政理论

新宏观经济学宪则的基本要求是扭转当前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平衡关系。关注的焦点应该是抗击增长停滞，而不是抗击通胀。这意味着用预算来重振增长的活力，用货币政策来支持财政政策。

恢复财政部对宏观经济政策的控制，并不意味着恢复20世纪50年代所讲的那种充分就业。我所说的充分就业是指在社会层面，或者说在政治层面和道德层面可以接受的失业水平。对于财富、工资和收入的不平等，我会同样以政治层面和道德层面的可接受性作为标准。尽管这些标准并不准确，但是经济政策要想摆脱使用统计数据的死胡同，就必须参考一些公众认为公平合理的准则。

赤字叙事仍然主导着公众的讨论。正统理论的故事仍在流传，它试图说明的是，如果允许政治家“玩弄”货币，政府就总会出现财政赤字。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减税政策受到了学院派宏观经济学家的攻击，不仅因为这会加剧不平等，这当然是一个正当的理由，还因为会增加赤字。英国财政大臣菲利普・哈蒙德无法投资于英国急需的社会保障住房，因为这有可能会使他突破自己设定的借款限制。

这种讨论基本上是错误的。预算平衡是次要的问题，重要的是经济是否实现了充分就业，以及政府的预算可以为此做出何种贡献。为了抵消私人支出的下降，预算赤字必须增加而不是减少。与之相反，2009-2010年，在私人支出尚未恢复之前，政府提高税收，削减支出，从而着手减少赤字。结果，数年来出现了就业不充分的现象。

根据李嘉图的世界观，政府支出就是一种浪费。它减少了生产性投资，因而应该仅限于政府的少数基本职能。这一观点声称，私人部门可以为社会提供它想要或需要的所有资本设备。这存在双重错误。甚至萨伊也认识到了，资本有时会“陷入沉睡”。亚当・斯密本人也承认国家有必要投资公共品。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建立在萨伊的洞见之上。由于存在不确定性，私人投资的数量通常低于充分就业时公众储蓄的数量。由于存在流动性偏好，无论中央银行设定的政策利率是多少，名义利率都难以降低。

因此，支持公共投资的第一个论点是，为了使一个不断增长的经济保持充分就业，公共投资需要一直发挥作用。当经济变得更加富裕时，公共投资需要不断增加，以填补私人储蓄和投资之间日益扩大的缺口，公共投资至少要增加到更多的社会资本设施不会带来更多收益的水平，这可能也是事实。

支持公共投资的第二个论点是，由于各种“失灵”，私人资本市场无法为社会提供所需的所有资本品。就像亚当・斯密指出的，当私人投资者缺乏提供供给的激励或手段时，投资能够给“伟大社会”带来很大的益处。

认为公共投资具有公共品功能的论点，强调某些物品除了会让私人获益，还会使公众获益。这些外部收益不易被私人企业“内部化”，因为它们本质上是“免费”物品，因此，没有资金愿意用于提供这些物品。当商品与服务对“伟大社会”的价值超过其市场价值时，对这类商品与服务的公共投资就具有合理性。人们可以将这些商品视为市场经济在政治、法律、物质和道德等方面的基础设施。

国家本身就是主要的公共品。社会通过纳税“投资”于国家。人们愿意缴纳多少税，是衡量他们认为国家有多大价值的相当可靠的指标。只有极端的自由市场主义者才会声称私人保护机构可以提供充分的法律和秩序。

借助自己的征税能力，国家提供一系列衍生的公共品，或者为其提供支持，比如交通系统、公用事业、医院、学校、住房，以及道德、法律和宗教秩序的要素。私人市场无法提供足够多的这类商品，或无法在正确的地方提供这些商品，以满足“伟大社会”的需求。如果完全由市场来进行资本投资，那么在其提高物质和精神福祉的潜力耗尽之前，投资早早就会结束。

玛丽安娜・马祖卡托（Mariana Mazzucato）以及其他一些人已经正确地表明，国家在鼓励创新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历史作用。举一个特别明显的例子：“使iPhone成为智能手机的所有技术都是由国家资助的，包括互联网、全球定位系统、触摸屏显示器和语音激活的个人助理Si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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