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史荐读｜殷颂晨：《永乐大典》辑《经世大典》“站赤”的发现史及早期研究

據田仲一成研究，此次收購活動即爲東洋文庫收集《永樂大典》殘本的開端[28]。昭和五年（1930）東洋文庫影印了自田中慶太郎處購得的《永樂大典》卷一九四一六至一九四二六，共計五册（圖1）[29]，以此次影印爲契機，《經世大典》“站赤”佚文得以公諸於世。值此之際，羽田亨在《元朝驛傳雜考》一文中完整回顧了自己去往莫斯科抄錄《站赤》的經歷，及後來得知底本出現在日本時的複雜心情：

《經世大典》早已湮滅失傳固無庸待言，所幸驛傳一門爲《永樂大典》所收錄，後又爲徐松抄出。徐松抄本後爲莫斯科魯米楊采夫斯基博物館收藏。 大正三年，我出行俄國，到該博物館查訪，耗費種種苦心終於將其全部抄回。 當時徐松據以抄寫的《永樂大典》底本藏在哪里還不得而知，可是後來卻在大正八年出現在北京的市場上，後來通過文求堂書肆歸藏我國東洋文庫（當時的莫理循文庫）。這就是這次影印時所依據的底本。 這樣一來我爲抄寫莫斯科藏徐松抄本所花費的苦心就幾乎全部化爲泡影了。 然而至今我仍暗自竊喜此舉絕非徒勞無益。 當時歐洲大戰的血雨腥風正吹蕩著俄羅斯，文人學士多已投筆從戎，博物館則已謝絕參觀，關閉在即。我經過特批進入館內，在一些仍然留居俄國的同胞的同情和幫助下，僅用了幾天時間就抄完了這部文獻。 由於它曾使我耗費了這麼一番苦心和努力，遂使得這部書始終伴隨著我的生涯，並與之產生了深深的割捨不斷的契緣。 [30]

圖1 1930年東洋文庫影印《永樂大典》書影

在對《永樂大典》輯《經世大典》“站赤”佚文1918年重現北京並輾轉流傳至日本的史事進行梳理後，其排印本公諸國內，則與《國學文庫》書系及北平文殿閣書莊息息相關，本節即試對此問題作一發覆。《國學文庫》書系專注於重新排印邊疆史料，第一編爲民國二十二年排印的《皇明四夷考》（圖2），後有《遼東行部志》《契丹國志》《松漠紀聞》等二十編，這些書目並未標明出版方。1935年10月新興的北平文殿閣書莊宣佈正式接手此書系，同月出版的第二十一編《粵海關志》第七册始見“北平文殿閣書莊”字樣（圖3）。關於文殿閣書莊接手前該書系由何人運作尚未知曉，僅文殿閣創始人王殿馨（字浡馥，1901－1976）於民國二十四年十月在日本《史學雜誌》上刊文提及：

由本地三四有志之士企劃 ，博得學界好評之《國學文庫》，此次亦將其出版業務移交於弊（敝）店，故續刊之事也在計劃之中。[31]

圖2 《國學文庫》第一編《皇明四夷考》封面

圖3 《國學文庫》第二十一編《粵海關志》始見“北平文殿閣書莊”署名

王殿馨並未道破“本地三四有志之士”究竟爲何人。值得關注的是，在文殿閣書莊正式接手《國學文庫》前，日本書商松村太郎（？－1944）與東洋文庫研究員和田清（1890－1963）已加入此書系的策劃。據和田清回憶：

與松村氏合作的還有其他事宜， 即出版了四十余册《國學文庫》和其他十餘種東洋學重要的外文書 [32]。 這是松村氏與北京新興書肆文殿閣協作的工作，他最初被委以選擇書目之責。 於是我寫下了自己的想法，最終構成了這些叢刊。 例如霍渥斯《蒙古史》第一卷是我從如今的愛媛大學教授藤野彪氏處借得的秘藏本，葛魯貝《女真言語文字考》使用了我的秘藏本，魯布魯克《紀行》以白鳥博士的本子爲底本。關於《國學文庫》，《蒙古源流》是我指定了四庫全書中的文津閣本，明代蕭大亨的《北虜風俗附北虜世系》特選借北京大藏書家傅增湘氏的秘本， 《萬曆武功錄》是我在天津圖書館爲東洋文庫抄寫的本子，後爲松村氏採用 ，這就是典型的例子。然而這些都是乘世界出版法之不備進行的剽竊版，即便如此，今日每本皆因世間稀有而大獲尊重，不得不誇耀其成果。[33]

《萬曆武功錄》卷一一“東三邊二”、卷一二“東三邊三”爲《國學文庫》第二十編，於1935年7月排印，未見文殿閣署名（圖4）。此次排印所據的明萬曆刊本由和田清提供，證明松村、和田於當年7月前已加入《國學文庫》的出版工作中，而上文提及的草擬《文庫》書目之事理應更早。同樣參與編印此書系的，還有當時國立清華大學日語教授錢稻孫（字介眉，1887－1966）及其學生楊聯陞（字蓮生，1914－1990）。楊聯陞在其回憶文章中提及：

我第一次到受璧胡同錢府，大約是在大二或大三的時候,好像是去借書，也許是爲了商談標點《國學文庫》的事。那時北平有一家舊書鋪文殿閣，重新排印了若干種關於邊防與非漢族的史籍雜著，名之曰《國學文庫》。 起初沒有標點，後來錢稻孫介紹我在課餘之暇給他們句讀過十一二種 ，報酬是送了我一套《文庫》約有三四十册。[34]

圖4 《國學文庫》第二十編《萬曆武功錄》封面

楊聯陞憶其至錢府商談《國學文庫》句讀工作，前文提及的第二十一編《萬曆武功錄》已有句讀，則錢、楊二人最遲於1935年7月也已加入《國學文庫》工作中。由上可知，文殿閣書莊接手《國學文庫》前夕，該書系已與日本學界相關聯。

據和田清記載，松村太郎是日本九州島大分縣人，約1912年起以新聞工作者身份寓居北京，後於阪西利八郎（1871－1950）公館從事諜報活動[35]。1926年，松村結識在北京留學的和田清，開始參與東洋文庫在華採購工作，後成爲東洋文庫重要的購書代理商。松村亦與錢稻孫有往來，他曾協助錢氏於1930年1月開設私人日文圖書館“泉壽東文書庫” [36]。爲籌措運營資金，松村多次代替錢稻孫與日方溝通，他曾於1930年3月7日致信岩波書店創始者岩波茂雄（1881－1946），現將相關內容節錄於下：

岩波先生謹啟：

我是錢稻孫創立泉壽東文書庫相關人員之一。 尚未與您拜會，卻貿然來信，還請多多包涵。……如您所知，錢氏在本職之外，還擔任各學校的日語教授，故而亦鼓吹中國方面閱讀日人撰著。這 從學術觀點而言，日本人對各種學術、特別是對東洋學的研究，最近異常進步發展。不僅連歐美學者也寄予極大關注，單是中國一方的學者，因仍多不脫舊態，故可以日人之著作鞭撻中國學者，使其覺醒。再從政治觀點而言，中國人歷來對日本及日本人的觀察，多由外國人著書窺知，一向不能觸及真相，故而應盡可能通過日人著作令其獲得直接之瞭解。 ……因錢氏沒有足夠財力，因此我們自然盡力向日本方面訴說同情，請求寄贈圖書，作爲搜集圖書的補償。爲中日兩方面提供便宜之事，盡相關人士之力，爲創立書庫而努力，且出於節約經費的考慮，書庫也由錢先生宅邸一部分充當。…… 總之，在書庫創立的同時，也開始與中國的書店聯絡，向日本輸出漢籍。因爲還沒有充分讓日本一方知道此事，使用者尚不多，但會逐漸增加。 [37]

這封長信揭示了兩則至關重要的信息：其一，松村如此積極地爲“泉壽東文書庫”創立之事奔走，與日本東洋學的發展及其政治目的密切相關；其二，松村曾計畫在1930年“泉壽東文書庫”成立的同時，聯繫中國書店向日本輸出漢籍。梳理至此，欲知曉“本地三四有志之士”爲何人，及“站赤”等邊防史料的刊印動機，需將視線放回到始刊於1933年、內容明顯區別於傳統“國學”範疇的《國學文庫》書系，及創立於1934年、現存漢文史料寥寥卻多見諸日方記錄的北平文殿閣書莊之上[38]。

首先看《國學文庫》得名始末。古代中國“國學”一詞原指“國家辦學”，即《學記》雲：“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39]近代中國“國學”的含義由國粹派發展爲君主專制建立及“異族”入主前“漢族民主國家”之學術[40]。由民國時期著名教科書出版企業世界書局發行的學校用書《國學文庫》，可窺見時人對“國學”一詞的理解。據世界書局1926年刊於《時事新報》的特價廣告，作爲學校用書的《國學文庫》旨在助學生“先立國學基礎”，其書目有“言文對照”《孟子》《左傳》《史記》《漢書》等評注讀本[41]，顯然符合儒家經典範疇，而與邊疆、四裔史料無涉。“國學”二字的另一層含義則與日本學界密切相關：據曹聚仁（字挺岫，1900－1972）記載，19世紀後期，留學日本歸來的學人將日本原有的“漢學”譯爲“國學”，意指“中國學術” [42]。19、20世紀之交，在歐洲東方學的影響下，“超越中國”的中國史研究興起於日本學者之中。受所謂“亞洲主義思潮”的影響，日本學者治中國史的興趣重心自傳統漢族中國轉向“滿蒙回藏鮮”，即當時中國學界所謂“四裔之學”或“虜學”。這種學術熱情與日本歷史上重構“東亞新秩序”及“東亞新世界”的政治追求密切相關[43]。聯繫和田清所謂《國學文庫》書目曾由其草擬，不難猜想該書系的創生與日本東洋學界當時的研究志趣大有關聯，則該書系最初的刊印很可能由日方松村太郎等人一手策劃，即王殿馨所言“三四有志之士”，並採用“障眼法”，以“本地”一詞諱飾寓居北平的松村等人。

爲何一個於1934年初創的北平新興小書肆能接手這一由日方策劃的書系？我們需將目光轉回至其創始人王殿馨身上。據孫殿起《琉璃廠小志》記載，王殿馨原爲隆福寺街大書莊文奎堂掌櫃王雲瑞（字輯五，生卒年不詳）的十八學徒之一[44]。文奎堂書莊是民國舊書行業翹楚，有很多滿、蒙文書籍[45]。日本學人常光顧此店，以曾在中國留學的倉石武四郎（1897－1975）爲例，他於《述學齋日記》中14次記錄文奎堂相關事宜，其中包括他於1930年6月14日離開北平時文奎堂的趙殿成爲其送行之事[46]。倉石武四郎日記中曾多次提及文奎堂上門送取書籍，對這一銷售模式的詳細描述可參長澤規矩也（1902－1980）的記載：

我在北平是如何買書的呢？通常上午我總在宿舍,就會有許多店主或店員,攜帶各種書籍的第一册絡繹不絕地到來,令人應接不暇。如若我任其自然，不加干涉，來客就會越積越多，無法一一接待。[47]

借由此種模式，王殿馨自有機會結識日方書商及學人，爲其創業積累人脈。而文奎堂易主，是其另立門戶的重要契機：1927年王雲瑞之子王金昌（字星齋，1898－1964）接手生意，將文奎堂的經營模式改爲委員會制，即先前十八弟子中的四人——王金昌、張壽彭、趙殿成、田富有共用掌櫃之實[48]，王殿馨未在其列。而1922年王雲瑞十八弟子之一陳杭（字濟川，1902－1968）滿師後離開文奎堂，掌管來熏閣書店業務，所獲頗豐，甚至影響了文奎堂四掌櫃之一趙殿成，使其一度產生了另立門戶的念頭[49]。由此可推測，王殿馨未得掌櫃之實，且有師兄立業經驗在先，加之在文奎堂有機會接觸到大量日本學者感興趣的史料，他很可能爲先前策劃《國學文庫》的松村太郎等人物色，邀其另立書莊以掌此事。松村太郎曾在面向日本發佈的《文殿閣新舊書目》第一期卷首插頁中單獨發佈了《字紙簍社關張與推介文殿閣書店》說明（圖5），可印證上述猜測：

我既無漢籍之知識，又少有經商之心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