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妈妈听同事提起，有个亲戚放弃了国内的工作，去了新加坡半工半读，工资是国内好几倍。
那时1新元能兑5块人民币，新加坡也挥舞着“亚洲四小龙”的旗帜招揽人力，中介传单上跳跃着“新加坡招工，月薪抵国内半年”的大字，越来越多的国人飞到南洋，成了餐馆、建筑工地、工厂的工人。
妈妈独自踏上这条路。外婆依旧冷眼旁观，毫无支持，父亲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无暇顾及她的去向。
直到今天，也没人知道她是怎样一点点凑齐中介费，又是在哪所夜校悄悄完成语言培训。她没有声张，也不曾诉苦，始终是“家族”中不起眼的那个。
临走那天，妈妈只带了一个旧行李箱，她蹲下来抱了抱我，声音有些颤抖地说：“要听话。”然后站起身来，轻飘飘地离开。
她离开家后，一两年才回来一次，我习惯了在电话里听她的声音，却依旧学不会面对她的离开，每次她带着行李箱转身，我就哭个不停。
妈妈会把外面的世界带给我。她第一次从新加坡回国时，给我一个新的随身听，一按下按钮，它的舱门就会弹开。她还带回不少儿童英语磁带，里面的女声念着 “Apple”“Banana”…… 那是我第一次听英语，我对这些单词开始有了记忆。
新加坡的日子并不好过。妈妈在中餐馆打工，老板是福建移民，严谨又精明。她穿梭在后厨和餐桌之间，端盘子、擦桌子、送菜，脚步不停，脸上挂着温柔的微笑，心里惦记着今天的小费。她还抽时间做别的兼职，时薪也就几新币。
她像被上紧的发条，不敢停歇，每个月攒下几百新元，一分不少地汇回家里。前两年，那笔债务像个无底洞，无论她往里填多少，都见不到尽头。但渐渐地，家里不再着急催促她汇款了，债务在一点点减少。三年后，她终于攒够了最后一笔钱，把债务彻底还清了。
与此同时，那些关于爸爸的流言，传进她的耳朵——麻将、赌桌、舞厅，还有一个不属于这个家的女人。她不愿意相信，也不敢深想。
她请了假，买了回国的机票，在秋天的夜晚降落在“已经不属于她”的土地上。
她在外婆家歇脚，想等爸爸来接她。然而，电话一遍遍拨出，外婆和姨妈们轮流劝着电话那头的男人，爸爸只是冷淡地回绝：“我不过去。”
妈妈妥协了，对电话那头说：“那至少，让我回家的时候，有个人在门口等我。” 可连这一点，爸爸都不愿意。
他只是轻轻摇醒了熟睡的我。
“去门口等你妈。”
我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迷迷糊糊地披着睡衣，光着小腿走到门口。夜风有点凉，我抱着胳膊站在黑暗里，努力睁大眼睛，看着远处的巷口。过了很久，我才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慢慢走近，拖着行李。月光映在妈妈脸上，将她的失望与倦意勾勒得格外清晰。家门终究是打开了，可有些东西，已经关上了。
当她见到爸爸，爸爸的眼神淡漠，话语中带着疏离和敷衍，他们的婚姻已经流不出爱的水花。
那时，所有人都在憧憬新世纪的繁华，她拿到的却是一张离婚证。
我被送到了外婆家，妈妈定期给外婆转我的生活费，后来爸爸再婚组建了新的家庭，我们几乎没有往来。
外婆对妈妈尚且疏离，对我更是不在意，我不曾感受过真正的呵护。在我青春期最爱美的年纪，外婆一口气给我批发好几件深红墨绿的格子衬衫，所以我从来不懂什么是“好看”。
直到有一年，妈妈从国外回来。她打开行李箱，全是给我买的衣服，她细心地把一件件铺在床上，明亮的颜色，柔软的布料。那一刻，我才意识到，原来我也有“好看”的权利。
记得最清楚的，是一套牛仔套装——短裤配马甲，再搭一件白色真丝衬衫。我第一次穿上这套去上学，班主任夸我：“今天很漂亮啊”，同学们围着我，摸着那件真丝衬衫，小声惊叹。
我好像踩在云上面了，也感受到了“漂亮”带来的力量——被看见。
但回到家，大舅舅站在门口，看了我一眼。然后，他说：“穿成这样，是去勾引别人吧。”
我和妈妈依然是这个家族里的外人，妈妈还是像只候鸟，有时候在马来西亚，有时候在泰国，后来姨妈去了台湾，告诉妈妈这边打工工资比较高，生活节奏慢，环境也舒适，所以妈妈选择去试试看，在2000年后，她去了台湾，定居在那，一直待了十几年。
台湾的街头巷尾很温暖，早餐店的老板、水果店的阿婆、公交司机，所有人都是笑盈盈的，妈妈想在台湾停下脚步了。
她在台湾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餐馆当帮厨，节奏却比之前在新加坡时候松弛多了，每周会有固定的店休日。邻里朋友相处间少了几分算计，多了一些真诚，大家会相约着自驾游，到垦丁、到阿里山、到台南、到花莲……一路上欢声笑语。
志趣相投的朋友们在旅行途中，聊着聊着就有人轻声哼起歌，这一次，妈妈终于能放声歌唱。原来生活可以不只是责任、债务、操劳和计较，它可以是音乐、是风景、是自由自在。
台湾，用温柔的方式，慢慢疗愈了她一路走来的疲惫与辛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