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圆圆：
之前路演面对观众的反馈，每一天的情感很饱和，又进行着非常高密度的对话，也参加像《不合时宜》这样的播客，没有时间去静下来消化这一切。但在过去一个月，我终于有了些空闲时间，去回味和享受这一切。
此外，我还有一个深刻的感受，或许亚历也体会过，就是
作品即将面世前的那一刻，我会永远记得那种告别感
。当我们最后制作完成，在大银幕上最后一次看到它时，我猛然意识到，这部我拍摄了六年的电影即将离我远去，从此以后它不再属于我，它不再可以被修改，它从我的《女人世界》将要走向四面八方，变成其他人眼中的《女人世界》。尤其我拍的又是一部纪录片，记录的是真真实实的情感、真真实实存在过的人，Coby在现实中已经和我们告别了。那是个很怪的伤感的时刻，但同时又期待它可以去和更多人见到面。后来有观众说，每次银幕亮起，就像是Coby再活过来一次，我都很感动。
亚历：
如果要选择那么一瞬间，对我来说是收到印厂的消息，看到那个工作台，堆着一堆文件，发现电脑文档真的被要被印刷了。拍电影你经历了六年，我写书短一些，这段时间里跟我一起琢磨这个作品的人有最多十几个人，但在某种意义上我是唯一能照顾它的人。
王磬：
像是母亲生产的过程，历经漫长的筹备与等待，在孩子即将离开你的身体的时候，它去到更大的世界，但同时也意味着你可能不能够再保护它了，它需要接受更多来自观众和这个世界的互动，审视、赞扬。亚历和圆圆你们两位作为创作者的经历也都有异曲同工之妙，也都在去年获得丰收的果实。
王磬：
观察两位的创作，都涉及到如何处理异乡题材。亚历的这本书是在中国生活、工作、旅居的六年，圆圆的这部《女人世界》，讲述了一群生在美国的华人舞者，所以我很好奇，你以出生在中国大陆的导演身份去进入她们的生活，也是某种程度上的异乡人，在融入本地文化时是什么体验？前面也说到读亚历的书很有共鸣，好像是互为镜像，你可以分享这部分的感受吗？
杨圆圆：
在亚历的书里，很多时候我都读到他的真诚与善意，而且他非常实在。我记得描述到一个他不是那么喜欢的老外朋友的时候说：“生活在别处，不熟悉的一切是每一天的挑战。我们选择抗拒和怨恨，还是包容和好奇，会决定我们的生活体验。我要努力做后者；如果发现做不到，就回家。无论在何处，当老外都要做到一点：想在一个地方留着，就好好留着。”
我不是共鸣自己在异国，而是想到中国的时代变化，比如亚历描述的一些社群，无论是写作俱乐部，摄影笔、还是706空间，或是一些曾经存在但是后来消失了的地标。我曾经认识一些在中国生活的外国友人，他们大多在2008年奥运会前后来到中国，我们都是二十出头的年纪，刚刚大学毕业。我和很多外国朋友都是因为摇滚乐相识，我也曾经有过乐队，北京的D-22就如同我们这个摇滚社群的家。我有个外国朋友也是在中国开启了电影生涯，还机缘巧合参与引进版《芝麻街》的制片工作；也有的也是带着重启人生的心态来到中国，尝试各种职业，外教老师、健身教练、甚至进口牛排店的老板。那是非常典型的只有在那样的黄金时代来到中国的人才可以碰上的机会。
在亚历书中能看到这些人的影子，还有他自己跟一百多个外国人在怀来酒店住了半年，担任群演的经历，这简直就像是一部电影的素材，足以再拍一部引人入胜的电影。
杨圆圆：
亚历在这个过程中经历了很多，被迫的迁徙和流动。如果说换一个性格的人，可能会用一种很悲苦的方式去描述。但是亚历看待事物的乐观、坚韧与幽默是非常难得的。同时他又把这些场景的荒谬状态，以一种非常人性化的视角在去描述。
王磬：
幽默是亚历讲故事的叙事选择，但并不意味着消解了事情本身的严肃性和公共性。他写作切口是小的，讲述方式是轻松的，但背后的重量没有减轻的。所以想问问亚历，你这种诙谐幽默的语调，是一种有意而为之的选择吗，你呈现出的这种状态和生活中有差别吗？
亚历：
写作中所谓的幽默是对我真实生活的一种加工，有些事可能在当下会让我难受，或者无措。我通过写作重新经历事件，带一个新的滤镜，似乎就变得可以接受，也愿意分享的。哪怕是一个很枯燥的事情，比如我要在北京办事儿，居住证明之类的。这个过程肯定有很多的小麻烦，心情也是比较沉重的。因为我真的要办这个事儿，我不是在看故事，它真的是我的生活。
我想通过写作去重新回顾一下这段经历，为它寻找意义，或者寻找新的叙事，我可以看到各种人物和他们的状态，写作中的幽默会让我走出这个烦恼的心情。尝试走出我自己，从上帝视角去重新看发生了什么。同一个场景，用特写看可能是悲剧，但全景看就是喜剧。
写作是重新去看到我可能错过的部分，我可以把它们找回来，给我的生活经历增加更多的维度。
王磬：
这是一个非常鼓舞人心，也特别有建设性的视角。当你拉远，作为创作者去看，你经历的这些曲折起伏，自会有新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