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我在戛纳看了《独立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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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花鸡》

康查洛夫斯基的弟弟尼基塔·米哈尔科夫采取了一种更安全、更不现代的策略，以《烈日灼人》加入了主竞赛单元，这部影片是一部华丽的编年史，记录了20世纪20年代一个俄罗斯家庭田园诗式夏日的结束。类似的还有罗马尼亚导演卢奇安·平蒂列的政治年代片《难忘的夏天》，主演克里斯汀·斯科特·托马斯的表演十分亮眼。

我去了一趟电市场，发现新保守派的惠特·斯蒂尔曼在大谈民主的价值，好像民主还没有被玷污似的。斯蒂尔曼执导的《巴塞罗那》讲述了特德和弗雷德这两个身在国外的美国年轻人的故事——他们一个是推销员，另一个是海军官和北约联络员——本片被竞赛单元给忽略可能是因为它亲美的偏见。事实上，它比许多成功入选的电影更有发言权。

《巴塞罗那》

影片中的主人公白天打着领带，晚上穿着古典的睡衣，他在处于剧变中、后佛朗哥时代的巴塞罗那发现了种种缺陷，反过来却发现了美国的种种优点。尽管如此，看到有人在电影中为清教主义辩护还是让人耳目一新，尽管除了他就没有其他人在实践清教主义。

不需要像斯蒂尔曼那样一本正经地指出法国人对美国文化有多么虚伪。众所周知，金棕榈奖最后颁给了昆汀•塔伦蒂诺的《低俗小说》，而与此同时，法国却在谴责美国的低俗暴力和好莱坞霸权。为了两面讨好，最佳编剧奖颁给了米歇尔·布朗令人愉快的、伍迪·艾伦式《累得要命》，影片结尾突然变成了一个悲叹美国电影和快餐的寓言。

《累得要命》

剧情简介：一个来自普罗旺斯的粗人，长得和演员兼导演布朗一模一样，并开始在商场和酒吧等地方模仿他，最终成功地篡夺了他的私生活和事业。(这部喜剧的很多乐趣在于看到片中的名人扮演他们自己，比如布朗的「好朋友」卡洛尔·布盖或戛纳电影节主席吉尔·雅各布。）

在影片的最后一幕中，同为失业演员的菲利普·努瓦雷向布朗透露，替身演员已经占据了所有地方，这是一件「加倍」悲伤的事情，因为公众似乎不知道个中分别。黎明时，我们看到两人在空荡荡的香榭丽舍大街上昂首阔步，努瓦雷指指左右两边，说垃圾食品取代了美食，在电影院里，好莱坞的垃圾电影取代了法国电影。

换句话说，就是真的法国电影被假的美国电影驱逐了。两位失业演员低下了头，宫殿里的观众们发出了欢快的嚎叫。他们后来被雇去给波兰斯基的电影充当临时演员。

从长远来看，布朗的电影——过于依赖观众对法国演员而不是美国演员的认可——可能会被翻拍成一部好莱坞喜剧。那么最后传达的信息会是什么呢？可能有点像斯蒂尔曼的作品：对纯洁和烤架上真正的汉堡的怀旧。

与此同时，从跨文化的角度来看，戛纳电影节奖励美国电影；电影节希望美国明星能够激发观众的热情，赚取媒体的关注。除了《低俗小说》带来了布鲁斯·威利斯和复苏中的约翰·特拉沃尔塔，大多数参展的美国电影都星光黯淡或是有着被美国媒体过分熟悉的缺陷：主竞赛单元的开幕片是科恩兄弟的《影子大亨》，已经打道回府了，闭幕影片是约翰·华特斯的《杀心慈母》，同样也铩羽而归。(《种族情深》的首映倒是挽回了一些颜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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