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分析中一个值得注意的潜在问题是，可能存在某些未观测到的遗漏变量，同时对文化距离和冲突产生影响。例如，两个族裔间的历史宿怨，既可能直接加大它们当前爆发冲突的概率，也可能影响它们当代的语言距离。为应对这一内生性挑战，本研究采用了一种新颖的文化距离工具变量。
具体地，本文利用了“班图大扩张”这一历史事件——这场发生于约5000年前的大规模人口迁徙，深刻改变了非洲中部及赤道以南部分区域的文化面貌，而其他地区则未受其直接波及。据笔者所知，这是首次有研究运用这一文化冲击作为工具，探究其对当今非洲各族裔间文化距离所造成的外生性影响。
本研究为每个族裔构建并赋予了一个“班图指数”，用以量化该族裔的传统聚居地在历史上受到班图迁徙路径影响的程度。进而，利用任意两个族裔群体“班图指数”的绝对差值，作为其文化距离的工具变量。这一工具变量的逻辑基础在于：那些其传统家园曾受班图迁徙路线影响的族裔，更可能继承了班图文化，因此，理论上应与未受此影响的族裔在文化上存在较大距离。
反之，两个班图文化影响程度相似（无论高低）的族裔，则应在文化上更为亲近，因为它们要么共同受到了班图文化的影响，要么共同保留了各自原有的文化传统。第一阶段的回归结果显示，该工具变量与语言距离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与上述构想相符。在第二阶段的分析中，与传统的普通最小二乘法（OLS）估计结果相比，经工具变量法调整后的文化距离对权力冲突的估计效应幅度更大。
在论文的后续部分，本文将深入探讨文化距离为何会引发针对中央政府控制权的冲突。研究证据指出，冲突的根源在于对公共物品类型及其分配方式的文化性分歧。根据相关理论预测，如果语言距离的作用机制在于国家内部各群体对必须共同承担的公共政策存在分歧，那么语言距离应主要解释那些围绕公共物品（而非领土、资源等竞争性物品）展开的冲突。本研究的发现与此预测一致：并未观察到族裔与政府间的语言距离同争夺领土控制权的叛乱行为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为检验族裔间的语言距离是否确实与公共政策偏好的分歧相关联，本研究利用了“非洲晴雨表”（Afrobarometer）调查的个体层面数据。首先，分析发现，若受访者所属族裔与调查时执政的族裔群体在文化上距离较远，则他们更倾向于反对政府的现行政策，并更可能采取实际行动表达其不满。
其次，本文构建了一个指数，用以捕捉不同群体在公共政策优先序上的偏好。该指数基于受访者对政府最应优先处理的公共事务（选项包括医疗、基础设施、公共服务、食品安全、政府治理或经济发展等）的看法。通过将一国内的每个族裔群体与其他所有国内族裔进行配对，并运用引力模型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两个族裔间的语言距离越大，它们在公共政策偏好上出现分歧的可能性也越大。而这种在公共物品偏好上的距离，本身就是预测权力冲突的有力指标。
在最后一项检验中，本研究旨在厘清其核心发现究竟是由对公共物品“分配”的分歧所驱动，还是由对其“类型”的分歧所驱动，抑或是两者兼而有之。既有研究已充分证明非洲普遍存在族裔偏袒现象，这种偏袒甚至会惠及那些与当权族裔并非同族但语言相近的群体。那么，围绕政府权力的冲突，是否仅仅源于这种偏袒行为——即对公共资源分配不公的愤懑——或者，对所提供公共物品“类型”本身的不同偏好是否也扮演了重要角色？
为阐明此问题，本研究利用了V-Dem数据集。该数据集提供了国家—年份层面的信息，包括：（i）国家财政预算是否主要投向“私人化”或“普惠性”公共物品；以及（ii）公共服务是否在不同社会群体间实现了公平分配。逻辑上，如果仅仅是对公共物品“分配”的分歧是主导因素，那么在那些国家预算主要用于平等分配的普惠性公共物品的情境下，语言距离应该不会引发冲突。
然而，研究结果与此预期相反：在此类情境下，语言距离对冲突的显著正向影响虽然幅度有所减小，但依然存在。本研究将此视为一个有力证据，证明了在解释围绕政府权力的族裔冲突时，对于“何种类型”的公共物品更受青睐的文化性分歧，同样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首先，它为探讨内部冲突的文献体系（综述参见Blattman and Miguel 2010）增添了新的视角。在聚焦于族裔冲突的既有研究中，部分成果强调了一些使特定族裔更易卷入冲突的、相对稳定的因素，例如“分节世系”的社会组织形态、群体内部的人际交往多样性，以及族裔聚居区的历史分割。然而，究竟是何因素驱动特定族裔群体在特定时间点选择与其他特定族裔兵戎相见，这一问题仍未得到充分阐释。本研究通过聚焦文化距离，将潜在冲突的族裔双方联系起来，并揭示了冲突的发生概率是互动双方特性共同作用的结果。此前已有两项研究采取了类似的研究路径：Guarnieri and Tur-Prats (2023) 的研究表明，性别规范上的文化距离会加剧冲突中性暴力的发生；Guariso and Rogall (2017) 的研究则发现，收入水平的差距会提升内部冲突的风险。相较而言，Guariso and Rogall (2017) 更侧重于冲突的经济动因，而本文则着重探讨了深植于文化层面的决定因素。
其次，本研究与探讨族裔多样性与冲突的现有文献紧密相关。从实证层面看，该领域文献大多集中于分析国家或地区层面的多样性指数与冲突发生率之间的关系。这种宏观层面的分析范式，往往难以揭示不同群体在“是否参战”这一决策上的具体差异。通过将分析单元下沉至族裔层面，本文得以识别出哪些族裔会参与冲突，他们选择在何时参与，以及背后的原因。更广义地看，本文亦可归入探讨族裔多样性社会经济后果的研究脉络（综述参见Alesina and La Ferrara 2005）。该领域文献的分析单元多为国家、城市或地理网格。本研究则属于一股新兴的研究潮流，即在控制总体多样性水平不变的前提下，转而关注宏观单元内部各构成实体之间的“距离”。
最后，本文也为探究族裔语言多样性决定因素的文献做出了贡献。例如，Michalopoulos (2012) 发现当代族裔多样性的地理根源在于环境的变异性；Ashraf and Galor (2013) 指出遗传多样性是国家内部族裔异质性的决定因素之一；Galor, Özak, and Sarid (2018) 则探讨了特定语言特征的地理起源；Dickens (2020) 的研究表明，土地生产力的高度变异预示着相邻群体间语言的相似性。本研究通过将史前的班图大迁徙与当代族裔群体间的文化距离建立联系，为这一文献领域提供了新的对话点。
实证研究及结果：
本研究实证部分的核心目标，在于考察某一族裔群体与其中央政府之间文化距离的变化，如何影响其参与族裔内部冲突的行为。为此，本文构建并估计了如下线性概率模型：
其中，被解释变量 Conflictrct 是一个指示变量：
若在国家 c 中，族裔 r 的反叛组织在年份 t 与政府军发生冲突，则该值为1，否则为0。
核心解释变量 LDrct 代表在年份 t 时，族裔 r 与国家 c 中央政府之间的语言距离。
表1呈现了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 β 的估计结果。第1列的基准回归显示，文化距离每增加1个标准差，族裔群体围绕政府权力发生冲突的概率便随之增加2.5个百分点。在第2列和第3列相继加入族裔—年份趋势项和地理控制变量后，该系数依然为正且统计上显著，其绝对值亦有所增大。在本文最为认可的第3列设定（preferred specification）中，文化距离每增加1个标准差，族裔群体争夺权力的冲突发生率将上升8.6个百分点（相当于0.4个标准差的效应量）。
换个角度看，对于语言距离处于中位数的族裔群体而言，其语言距离增加一个标准差会导致冲突概率上升0.44个百分点，这相当于样本平均冲突发生率的9.2%；而在政府权力过渡之后，文化距离发生一次中位数（或平均数）幅度的变化，将使一个族裔参与权力争夺的概率分别增加1.9个百分点（或2.8个百分点），这相较于样本平均冲突发生率分别提升了38.7%（或60.1%）。若采用未加权的语言距离进行衡量（第4-6列），所得结论基本一致。补充附录B-3的分析进一步表明，文化距离对大小规模冲突的爆发均有影响。
在证实了族裔与政府间文化距离的增大会提升其反叛倾向之后，本研究转向通过事件研究（event study）设计来考察这种效应的动态演变过程。此处的“事件”界定为特定国家在特定年份经历的、影响国内所有族裔群体的政府权力过渡。分析聚焦于样本中每一次政府权力过渡发生前后各五年的时间窗口期。对于每一次权力过渡（以 e 为索引），研究的核心目标在于比较那些在过渡后与新政府语言距离扩大的族裔群体，同那些在同一国家内语言距离未扩大（甚至缩小或不变）的族裔群体，在冲突行为上的差异。
为实现此比较，必须考虑本研究情境的一个特殊性：由于政府更迭在许多国家内会反复发生，某些观测单元（即“族裔—国家—年份”组合）可能同时属于某一次权力过渡的“过渡后”时期，以及另一次后续权力过渡的“过渡前”时期。以肯尼亚为例，该国在 t=2008 年经历了一次政府更迭，之后在 t=2014 年又发生了一次。那么，一个在2010年被观察到的肯尼亚族裔群体，就需要被记录两次：一次作为2008年权力过渡事件的 t+2 期观测值，另一次则作为2014年权力过渡事件的 t−4 期观测值。因此，为进行事件研究分析，本文构建了一个“扩展型”数据集，在该数据集中，唯一识别各个观测值的组合键是族裔、国家、年份以及该观测值所对应的特定权力过渡事件 e。
基于这一扩展数据集，本研究首先检验了前述主要结果在事件研究的框架下是否依然成立，并进一步探究了文化距离的效应在权力过渡之后能够持续多久。具体的估计模型如下：
其中，Tekt 是一个指示变量，若日历年份 t 相对于权力过渡事件 e 的发生时间为 k 期（k 为正表示事后，k 为负表示事前，通常 k=−1 为基准期），则为1，否则为0；MoreDistrce 也是一个指示变量，若在国家 c 中，族裔 r 于权力过渡事件 e 发生后，其与新政府的文化（语言）距离确实扩大了，则为1，否则为0。
图1展示了系数 τk 的估计结果。该图清晰表明，尽管在权力过渡发生之前，不同组别（即权力过渡后文化距离是否扩大的组别）在冲突参与程度上并无显著差异——这是事件研究法得以有效识别因果效应的关键前提假设（即平行趋势假设）——但在权力过渡之后，那些文化距离扩大的族裔群体，其反叛的可能性显著上升。并且，这种效应在新政府上台后的连续三年内都持续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