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故事开始于1968年五月诸事件的余波中。这仍然是个充满争议的题目。一本根据使人着迷的参与者访谈录写的新书(《五月塑造了我》May Made MeAn Oral History of the 1968 Uprising in France,普卢托出版社,伦敦,2018年2月出版。书讯:https://www.plutobooks.com/9780745336947/may-made-me/)里,作者米切尔·阿比多尔(Mitchell Abidor)辩称当年根本性社会变革的愿望主要限于学生的环境氛围里,而大多数工人只有纯粹的经济目标。他说得很有力,但依我看有点僵硬。即使工人们最初是受薪资要求驱动,占厂行动的进程(即使是被动地和官僚地组织起来)也给他们开辟了挑战整个社会结构的新念头。
六八年五月的余波正与另一个重大转折点重合:七十年代初见证了光荣三十年的终结——战后经济大繁荣与充分就业的三十个辉煌的年头。
厉溥厂,与大约1200名生产着高品质手表的雇员们一起,有着高度的组织性和自信心。当一名男工与一名女工夜班期间被抓住在“亲热”并受开除威胁时,工人们进行了罢工,于是他们保住了工作。一名女工面对性骚扰,用垃圾桶砸回敬侵犯者的脑袋;遭停工后,她移到了一个新职位而免于解雇。
厉溥在1973年里面临着破产与裁员。工人们并没有乞求工作,而是以声称工厂是他们的工厂,他们汗水与技艺的结晶乃是归他们工人所有。他们占领工厂,暂时将管理人员扣为人质,没收手表库存并秘密隐藏(有些手表被友好的教士藏在他们的在教堂和宅邸里)。
这场运动开启了一个工人阶级发挥出非凡创造力的时期。行走在法律边缘的厉溥工人通过出售手上的手表获得资金,同时为他们的事业进行广泛宣传。由此采取了一项决议“将售出所有的手表……降价百分之四十二并于次日派载有扩音器的车辆穿过贝桑松散布此消息”。属左翼的联合社会党(PSU,united socialist party)组织起来在全国范围销售手表,有“一部产品目录交给所有部门里受命在工会、职工委员会及其它有意团体打开销路的战士们”。法国主要工会之一的法国劳工民主联盟(CFDT)已经与传统做法决裂,同包括非工会成员在内的工人举行定期商谈。占领一开始成员大会就每日召开,平均有近一半雇员参加。工人们创办了进行媒体宣传的墙展和一份发布“反新闻”的每日公报。一位社会学家将之形容为一段“逃离异化生活的假期”(vacation from alienated life)。但它却不是如运动的实际领导者夏尔·皮亚盖特(Charles Piaget)不聪明地声称的那样,是“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开端”。
这反过来又动摇了工厂里现存的结构体系。尽管以前工人们被限制在工厂中自己的位置上,现在他们可以互相走访各车间了。一个女罢工者报道说:“这会儿,没有哪个车间或办公室里你连一个人都不认识。”工人们换掉了由外来承包商运营的食堂,而且“以明显要低的价格提供相似的饭菜”;不仅如此,食堂成为了“满载讨论、争吵与同志情谊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