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泳 | 重提宽容、宽厚和宽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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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与会者中，仲大军说中国没有个人主义，张祥平则称《论语》里就有个人主义。推而言之，有一位叫乾泉的先生说《易经》里就有民主，张祥平甚至说，西方有的东西，只要你能够说出来的，我们中国都有。概念的混乱达到如此惊人的地步，充分暴露了中国传统思维的短处——模糊性大，界限性弱，缺乏精确分析和逻辑论证，重玄轻用，粗疏鄙陋。如果一个人从学理的逻辑上导出自己的东西，而其他人却用玄学思维发起驳难，这岂不是鸡同鸭讲吗！

没想到我的这番批评大大得罪了乾泉先生，他恶狠狠地说：“反《易经》就是反革命！”这种态度与论坛第一次会议上，前中宣部长朱厚泽先生语重心长所谈的 “三宽”境界——宽容、宽厚和宽松，相差何止天地之远。朱先生不幸于2010年5月9日仙逝，今天，纪念他的最好方式，莫过于重温他的“三宽”讲话，反省我们何以把“宽”的路越走越窄。

朱厚泽先生

朱先生说：

“ 我原来在地方工作，20年前才来到北京，到中宣部工作。很长一段时间，有半年吧，我没有敢讲话。耀邦同志问过我：来后有什么反映？我说，听到的就是：（这个人）不见动静。他关切我，让我“放开一点嘛”。

那半年，我到处与学术界、文化界、新闻界的同志们接触，认识人，交朋友，了解情况，听取意见，也听到一些尖锐的争论和反复多年的争吵，……这样，在我的头脑中逐步形成了一个看法，就是：要树立一种比较宽容的文化精神，建构一种协调融洽的人际关系，形成一种宽松和谐的文化氛围和社会政治环境。不然，人们相互之间，或怒目相视，圆睁眼睛，或疑虑重重，坐卧不宁，或左顾右盼，不知所云……那日子怎么过？怎么能互相对话，切磋琢磨，相互理解，互相信赖？就更不要去谈什么“社会的长治久安”了。

1986年，文化部开全国文化厅局长会议，约我去听座谈发言。我联系文化厅局长们座谈中提的问题，正面重申并进一步阐述了我上半年讲过的对文化问题的那些意见。当时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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