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多学者不愿意面对文化主义上的白人优越论和经济主义上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这两条线索的历史事实——这对讲究“政治正确”（包括种族、宗教、性别三大禁区）的西方人而言确实有些尴尬，因此他们抛开世界政治本质论而搞起了形式主义的三大主义——结构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这些理论的逻辑起点符合历史逻辑吗？笔者认为，这三大主义只是从既定的国际秩序或国际制度出发，论证结果性结构（或现状性结构）合理性的一些形式主义学说。这些学说刻意回避了“国际制度何以如此？”这样的本体论性质的问题，不涉及来源性结构（或过程性结构），或者说，这些学说经不起历史逻辑的追问。
所谓过程性结构是演化性变量，即政治演化过程中的主导性力量。研究结果性结构是如何发生的，属于发生学；结果性结构指演化的结构性变量，是一种关于现状的结构。西方人这样做是自然的，其目的就是要论述现状性结构的合理性乃至合法性，让全世界人民从心理上认同这样的结果。但是，西方人并不愿意在发生学意义上追问历史逻辑的过程性结构。他们所不愿面对的，正是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者所要建立的话语权的出发点。
世界政治和国内政治一样，其发展或者说演进过程必然要涉及太多的要素，除了前述的文化主义和经济主义，还有地缘政治等因素。地缘政治虽然重要，但在现代世界政治结构下，地缘政治也只是结构下的一个变量。考虑到前述的文化主义、经济主义和制度主义（国际秩序或国际制度）三大线索，建构世界政治史，
不得不选择性过滤一些哪怕看起来很重要的因素或者学科，比如地缘政治学，而直接寻找与其关系最密切的学科资源。据此，要对经济主义、文化主义和制度主义做一体化的论述。涉及的最重要的学科至少有：世界经济史（资本主义史）、各主要国家政治史、政治思想史、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史和国际关系史。其中，文化主义中的种族主义必然离不开思想史的脉络。资本主义的孪生兄弟则是社会主义，这些基本关系演绎出国际制度。因此，世界政治史包含在国内政治发展中形成而直接影响着全球政治和国际关系的基本走向的思想与观念。限于篇幅，本文不就世界政治与上述各分支学科的关系展开论述。
在研究方法上，尽管以这些学科为基础，但世界政治史的形成必定是社会科学一体化的结果，而非分支学科的拼图。对于世界政治结构演化这样的社会体系性质的研究，任何单一的学科或者交叉学科的拼接都是无效的。借用沃勒斯坦的话说，“我不采用多学科的方法（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来研究社会体系，而采用一体化（社会）学科的研究方法（unidisciplinary approach）”。不得不说，所有取得了重大成就的问题研究或者学科性研究，都采取了典型的一体化研究路径。
世界政治包括但不仅限于国家之间的政治，包括但也不仅限于地区政治，而是一种全球政治。把整个世界政治联系起来的事件无疑是以英国工业革命为起点的“全球化”。也就是说，有了工业革命才有现代性政治，才有世界政治。因此，本文所说的世界政治史主要限定在近代300年来的世界历史。
现代性政治基于由科技革命和资本主义经济（个人权利）推动而形成的民族国家和大众民主政治，其主宰者300年来一直是盎格鲁-萨克逊白人。这样，现代性政治的基本要素就是科学技术、西方文明（基督教文明）、资本主义（个人权利）、民族国家和大众民主。现代性不等于西方性，但现代性起源于
西方并由西方主宰的事实，决定了现代性政治中充满了西方性。更重要的是，现代性也是冲突性政治，即资本主义（个人权利）与大众民主之间的与生俱来的冲突。尽管要把握世界政治的基本脉络难上加难，但也并非无章可循。
既然现代性起源于资本主义，而资本主义又起源于西方（西欧），这就决定了主体的优先性及其演绎而来的种族主义，说白了就是白人优越论。西方人把西方在现代性上的优先性论述为人种的优越论。与此相关，白人优越论的根源就是资本主义所带来的经济优越感，因而另外一条主线索就是资本主义——这是现代性之所以成为现代性的最重要的要素。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是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就是帝国主义及其所实行的殖民主义。资本主义推动了种族主义，并由此而演化为资本主义和白人主宰的世界政治体系的基本结构与制度。抓住了资本主义，只是抓住了理解世界体系的一条线索，另一条线索就是西
方或者说白人这个行为主体。有了现代性秩序即民族国家的西方白人，通过资本主义扩张而建立起来各种以国际法为主体的世界秩序，构成了所谓的世界体系。这里的世界体系不但在经济上是资本主义的，在政治上也由白人所主宰的，因此世界体系实质上应该是世界政治体系。世界政治体系既包括旨在保护体系制定者的各种国际制度（international regimes），也包括体系制定者所处的非正式的世界结构或世界秩序。世界政治体系的三个关键词是：资本主义、白人（尤其是盎格鲁-萨克森人）和国际制度。
就这样，资本主义的经济优势（包括后来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所带来的文化上的种族主义，以及由此最终所形成的所谓的国际制度，就是能够被称得上世界政治体系的世界政治史的三大线索。其中经济主义和文化主义是历史逻辑的过程性结构，国际制度是现状性结构。而且，文化主义和经济主义从来不是二元化的，而是互相证成的，文化主义为经济主义证明（提供合法性），经济主义强化白人优越论，并以此而构成了白人主宰的国际秩序或国际制度。
先看资本主义的过程性结构。在经济主义的过程性结构上，18世纪是西方国家国内资本主义化的过程，标志有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英国第一次工业革
命；国内政治资本主义化的副产品则是社会主义运动在欧洲的诞生，世界政治产生了新的政治主体。19世纪则是全球的资本主义化，即通过帝国主义扩张而建立起殖民地体系，这一过程的标志是19世纪80年代欧洲列强对非洲的大瓜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副产品是民族自决权运动，新兴国家加入到世界政治体系之中。不能忽视的是，帝国主义不但引发了西方与非西方国家之间的战争，还直接导致白人之间的你死我活的战争，即两次世界大战。战争是帝国主义化的资本主义所演绎的世界政治的最重要的主题。两次世界大战并没有消灭资本主义。尽管催生了社会主义阵营，但资本主义经济依然具有主宰性，布雷顿森林体系就是这种主宰性的标志。
再看种族主义的过程性结构。在文化主义的过程性结构上，伴随着白人资本主义统治全球，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支持下，白人优越论盛行。摩根索认为，文化帝国主义如果能单独成功的话，就是最成功的帝国主义政策。
西方政治思想史上很多著名人物都有种族主义色彩。比如，自由主义大师约翰·密尔（John Mill，又翻译为“穆勒”），曾作为东印度公司职位最高的官员——审查员主管印度事务十几年，写下了著名的《英属印度史》，该书将人种划分为高级的西方白人、次等的亚洲黄种人、只会从事体力劳动的黑人，为英国统治印度和其他殖民地寻找理论借口，即所谓的实现殖民统治的合法化。在1857
年印度大暴动之后，密尔宣布放弃自己的《论自由》，认为自由并不适合所有民族。其实在其著名的《代议制政府》中，密尔也同样说虽然代议制政府是最好的政府形式，但它并不适合所有民族，只是英国人的政府形式。自由主义理论家是这样，更别说当时的政治人物了。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对前往中国镇压义和团的士兵做了所谓的“匈奴人演讲”（HUN SPEECH）。“匈奴人演讲”的流行版本就是：杀、杀、杀，杀得中国人再也不敢抬起头来！这是何等丧心病狂的白人优越论。
值得指出的是，19世纪流行的白人优越论因为民族自决权运动而失去了道德上的合法性，但是它转而被包装成自由主义民主。白人优越论和自由主义民主的内在联系是基督教文明。面对经济帝国主义和白人优越论的羞辱，殖民地国家的精英和大众曾同仇敌忾，但面对变换了形式的自由主义民主，非西方国家的很多精英则臣服了，苏联因此不战而败。因此，对西方赢得冷战胜利贡献最大的是意识形态。
需要进一步指
出的是，在经济主义和文化主义的过程性结构中，都存在一种波兰尼（Karl Polanyi）所说的“双向运动”。资本主义的副产品是社会主义，二者相互博弈；白人优越论的副产品是民族自决权，二者相互博弈。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白人优越论与民族自决权之间的双向运动，酿成了世界政治中的扩张与战争等主题，而以这些为主题的故事又被各种主义推动着，包括自由主义、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民族主义等。
这样，可以初步对能够称得上世界政治体系的（近代）世界政治史作一个简单的界定：世界政治史是由资本主义驱动的白人优越论及其所建构的由白人主宰的国际制度与国家关系演化的历史，其中既包括西方国家国内政治制度的演化，也包括西方国家国内政治演化所催生的思想观念对全球性秩序的影响。这一界定包含如下三个要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