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赵忠尧
1956年“十二年科学规划”提出建造2GeV（10亿电子伏特）电子同步加速器。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留苏的方守贤（1932－，1991年学部委员）等1958年设计出能量2.2GeV、周长约200米的电子同步加速器，是为中国高能加速器第一个设计方案。适逢“大跃进”，该设计被批为“太保守”、“太落后”而放弃。另提出设计超越苏联已有7GeV的15GeV质子加速器，方守贤等无可奈何，勉强设计出12GeV方案，1959年回国汇报被钱三强以规模太大“枪毙”。
1959年，由苏联、中国等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联合组建的杜布纳原子核研究所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螺旋线回旋加速器。在该所工作的王淦昌、周光召等建议中国也建一台适合国情的中能强流回旋加速器，开展介子物理研究。建议经聂荣臻批准后，在苏联初步设计能量为420MeV，回国后继续完善方案，并开始预制研究，代号为“205工程”。由此，中国高能加速器建设从图纸迈向了预制阶段。后经反复证明，认为建造该加速器对物理工作意义不大，国内也缺乏建设的相关工业技术和科技力量，在“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下，于1961年下马。1963年还提出建造2GeV同步加速器和2×6MeV串列静电加速器，也都没有下文。
因中苏交恶，1965年，我国退出“杜布纳”，决定自力更生独立研制加速器。卢瑟福的中国学生张文裕（1910－1992，1957年学部委员）等人提出建造3.2GeV的质子同步加速器，后又提高到6GeV，并派方守贤等人去延安选址。很快又成一纸空文。
上述被加速器学界称为中国高能加速器建设的“四上四下”，其建设目的都是进行原子核物理的基础研究，基本不涉及应用研究，而且除“205工程”外全部停留于纸面。“文革”强烈冲击基础研究，为响应党中央“面向实际、面向应用”的号召，1969年8月，何祚庥等提出用加速器生产核燃料的“一举两得”方案，即“698工程”，既服务于国防需要，又可以培养高能物理人才与技术储备。方守贤建议采用技术成熟的1GeV的质子直线加速器。另有人提出在国际上尚处于探讨阶段的轨道分离型加速器和烟圈式加速器。在二机部军管会领导下，对三个方案进行论证，本来仅是学术争论，却很快演变为惊心动魄“阶级斗争”。军管会主任亲自上阵，说“直线加速器是落后的、不科学的，质子怎么能向前走直线呢？地心引力就可以使它掉下来”。谁不同意他们提出的方案，就是反对军管会，就是“反革命”，并且矛头直指家庭出身不好的方守贤与何祚庥。“698工程”论证由此胎死腹中，遑论研制了。
（方守贤：《我的高能加速器梦》，《现代物理知识》，2013年第一期）
1971年7月，杨振宁回国，参观了原子能所，提出“高能物理是当代物理学的前沿和发展的中心，是基础理论科学的带头的项目之一……要开展基础理论研究，一定要抓高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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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振宁的意见给处于低谷的高能学界一剂强心剂，激起了强烈的反响，原子能所一部被要求“以高能物理为主，基本粒子理论为重，抓好高能加速器预研等工作”。翌年，杨振宁再次回国。7月4日，在北京饭店张文裕主持召开“高能物理发展与展望”座谈会，不想杨振宁却不赞成中国建造耗费巨资的高能加速器
（江才健：《规范与对称之美》，第6页）
。会后，以张文裕为代表的十八位科研人员（被称誉为“高能十八棵青松”）于8月22日致函周恩来总理等，建议“尽快发展高能物理”，设立高能物理研究所，从事高能加速器“预先研究”。9月11日，周总理回信称：“这件事不能再延迟了。科学院必须把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抓起来，同时又要把理论研究与科学实验结合起来。高能物理研究和高速加速
器的预制研究，应该成为科学院要抓的主要项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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