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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莆田，古民居群与现代化摩登大楼形成鲜明对比，东方IC供图
前者，如传统科举考试中，福建籍进士和状元比例都占全国前茅，莆田籍又占其中最多，他们是所谓传统社会形态中所谓儒家价值的承担者。时至今日当地书香门第还是颇受尊重，各地、各行均有莆田学子的佼佼者，应该明显超出人口比例许多。在老城和乡间保持完好的深宅大院门楣上都能看到各种加封、官爵名号，而几乎所有无论新旧独栋民居上，也能看到浓厚的尚学、耀祖遗风。也就是另一方面，在巨大的生存压力下，任一贩夫走卒都堪称人精，长于生计，在艰难讨生活、讨海、讨世界的日子里追求着家族财富和地位上升。
这可以解释莆医系的最初动力；也可以解释长乐、福清的底层阶级自1980年代开始的偷渡浪潮，或者闽南农民们1970年代刚刚开放集体经济就纷纷从事所谓“投机倒把”，包括走私，奠定了今天民营经济的基础，赖昌星只是其中之一；也可以解释福建自明、清海禁以来从未断绝的下南洋、经商风俗，以至于清末的广州十三行除了一家皆为闽商，莆医们和福建其他地方的平民们，不过是在1980年代的改开时代重新开始了一个中断许久的原始资本主义进程。
不过，对后者，也就是莆田的草根阶级或者泛泛意义的莆田人来说，
这种资本主义的伦理观到底是什么，并且如何与精英意识相融通？
这才是莆医现象中最有趣的，如莆医与军队医院的勾结、走上层路线等等。这一点或许可以用标准的政商庇护关系或官商勾结资本主义模式来分析，却容易忽略吾乡吾土的草根主体。否则，很难理解，相比温州人在欧洲、福清长乐人在北美经常表现的狭隘地域观与当地商业伦理的紧张，莆田人在东南亚、在欧洲或北美鲜少类似的伦理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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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名妈祖信众参加福建湄洲妈祖祖庙“己丑年”庙会，东方IC供图
近年来，欧美的人类学者对莆田的研究发现，莆田存在着相对特殊的泛神崇拜，作为莆田家族乃至地域认同的强力纽带和网络。或许能够解释莆田资本主义模式的内卷化，即家族伦理至上，并排斥国家与社会主流的价值。换言之，
莆田人对血统关联的重视超出平常许多，对家族和家族利益的强调也可说是至高无上
，几乎就是当地唯一正确的“民间宪法”，可以超越大众或社会伦理乃至法律。
同时，这些家族伦理却是由许许多多神祇在保佑。他们通过祭拜各种神，不仅获得安慰，而且扩展着家族和地域的时间与空间，形成了广泛却密集的地域认同关系，也就是莆田人的世界观。如丁荷生和郑振满对莆田以及新加坡等地的文化—地理信息分析所得出的发现，莆田乡间普遍存在着所谓“仪式联盟”，平均每个村庄有3.2个血统家族，同时4 .8个村庄结成一个祭拜的联盟，每个村庄平均拥有3.6间庙宇，有的多达18间；而每间庙宇平均供奉着4.01尊神，最多可见35个神，平均每个村庄14.5尊神。
我在莆田乡下便经历了几次“巡游”活动：每年都由一个村庄的若干大姓负责组织祭拜，神像和祭拜队伍会在元宵节前后穿过“仪式联盟”的几个村落，活动结束也是连续几天大戏的开始。对住在城里的莆田人来说，也不例外，每年春节的几个日子更是全城人民集体出动到邻近山上的寺庙搞连续祭拜，几乎不分佛、道差别，当然也包括莆田神祇的代表——天后。即使远在台湾，天后的信众也要每年渡海前来朝圣，这种朝圣行为在汉地的各类神仙崇拜中几乎是绝无仅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