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城市空间中禁书生产制作的节点，民国时期的出版机构往往发挥着政治、商业、文化等多重功能。商业出版机构的商业属性会把政治议题转化为利润问题，而政治出版机构的派别属性，也会把商业逻辑转化为政治议题。政治议题的商业考量与商业议题的政治考量，在城市出版机构中形成了一种混杂性的文化特质。罗伯特·达恩顿曾指出，禁书书商在供求之间所起的中介角色，以及他们起到的文化催化剂作用，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在18世纪的法国，违禁书刊的生产与流通分工非常细化，整个产业链条中包括作者、出版商、印刷商、运输商、零售商在内的人员都在禁书获利中占据一个位置。在达恩顿所描述的禁书网络中，从纸张、油墨、劳力等原材料的供应，到排字、印刷工人的找寻，再到代理、走私、转运等运货人的确定，最终到批发、零售、小贩等书商终端的贩卖，是一个各环节有着清晰分工的传播网络。而在1930年代的中国，禁书的产制流通并没有18世纪的法国分工那么清晰，出版商、印刷商、发行商的身份往往彼此不分。在此格局中，书局书店承担着身兼数职的重要角色。此一时期的出版机构性质复杂，中小书店以独资和合伙为主，有自当老板经营的，也有出钱请人代为经营的，如一些军政党要人出资开办的书店。龙鱼混杂的出版格局，使得一些书商可以将革命、马列书籍作为意识形态加以颂扬，也可以将上述书籍，甚至神怪淫秽书籍变成生意来做。这种状况似乎与18世纪的法国出版业有诸多相似之处：出版人也一样在乎利润，他们把启蒙运动变成生财之道，认为“值得印的好东西、让人肃然起敬的高品位的东西不难找，但是最关键的是，我们在付印以前必须确定印出来的东西能赚钱。这是我们必须遵守的最高原则”。
南京政府时期，被称为“东方巴黎”的上海，拥有和18世纪的巴黎相媲美甚至更为庞杂的出版物产销网络。早在晚清，上海就成为中国当之无愧的出版、印刷与文化中心，聚集了当时最主要、最多、最大的出版机构、报馆、杂志社。当时报刊上的新学书籍、新学书籍广告，以及各地的新书局，在晚清新派人士眼里就是“文明”的象征。直至民国，上海在印刷资本主义的助力下，稳居中国印刷品产制流转的中心地位。有人统计，1912年到1917年在《申报》上刊登广告的出版机构至少有135个。这些以新兴书店、传统书铺、书摊等形式存在的文化机构，有规律地分布镶嵌于上海这座被称作魔力之都的几块区域空间里。福州路与北四川路一带聚集了以中西新式出版物、二手书为主的书店，城隍庙一带则聚集了流转线装书、古籍书的书铺和书摊。1935年有关上海市书店的一个调查显示，当时上海共有书店261家，其中除了近30家专营旧书的书店外，多数书店兼顾发行、经售各类新书等业务。
在上述出版机构中，出于各式各样的动机与目的，生产、制作与销售违禁书刊的出版商就夹杂其中。上海只是当时违禁刊物出版的一个典型代表。国民党中宣部1929年的一个报告，透露了违禁出版商从事此业的动机。该报告显示：1929年“反动”刊物较1928年增加90%，其中共产党刊物占54%强，改组派刊物占24%，国家主义派刊物占5%强，无政府主义派刊物占4%，帝国主义者刊物占1%强，第三党刊物占2%，其他刊物占8%。报告分析了违禁刊物泛滥的原因，认为是“反动者”或者借出版销售禁书骗取苏俄金卢布，以供寓居租界的一切开支，或者“倒戈分子”、无聊失意的政客利用禁书从中渔利。由此报告可见，在国民党认定的各类政治违禁出版品中，除了意识形态的宣扬，政治人物出于经济目的的投机也是一大原因。
换言之，党义宣扬与经济利益，是各式违禁书刊出版的两大动因。
首先，是出于各式党义目的而出版的政治性违禁书刊。
在1930年代的意识形态宣传格局中，上述报告提及的共产党刊物、改组派刊物、国家主义派刊物、无政府主义派刊物、帝国主义者刊物，都是国民党防范和查禁的对象。为了宣扬党义和规避政治风险，各党各派的出版者要维持地下禁书网络的运转，就必须采取各种伪装手段。如作为异党的中共组织，就建立了一些秘密印刷机构，如协盛、和记、福兴、谦泰、华大、新生、福明等印刷所。中共还有一些秘密印刷机构嵌入在街道里弄，以住户、庄号、烟杂小店作为伪装。比如在上海：1930年八九月间，中共中央宣传部的绝密印刷厂，就隐藏在提篮桥附近一幢楼房里的香烟厂老板公馆里；1931年3月瞿云白主持的地下印刷厂，就坐落于周家嘴路齐物浦路口的一幢住家楼房里；1931年7月开设于梅白克路与白克路口的底层烟纸杂货店，其三楼就是排、印、订设备齐全的印刷工厂；1932年夏天岳州路的一个小型织布厂，也是一个拥有两部四开机的秘密印刷间。同时，1930年代中共的地下书店还采取冒名、假名的方式进行隐藏。在保定、北平等地成立的北方人民出版社所出图书的扉页和版权页上，中共组织会印上别家出版社的名字，如北国书社、新生书社、人民书店、新光书店等。另一些地方的地下书店，也采用过冒名的方式。地下出版机构还采取变换名称的方式躲避查禁，华兴书局就是典型一例。华兴书店是中共的地下书店，其前身是先后被查封的中共在汉口与上海的长江书店、无产阶级书店，1929年由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出资在上海创办，主要印行马列著作和其他革命书籍。被国民党当局查封后，华兴还改称过启阳、春阳、浦江等名字，但不久停业。作为中共一个地下书刊出版中心，华兴书局通过私营书店、书摊及其他途径将马列书籍进行散播。此外，长江书店遭查封后曾以浦江书店、中华书店、无产阶级书店等名义继续出版马列著作；位于上海重庆路马安里204号的昆仑书店、高希圣创办于上海的平凡书局、由第一线书店改名而来迁址到上海四川北路公益坊16号的水沫书店、上海四川北路公益坊38号的南强书局等，也采用过这种易名的方式。值得一提的是，中共的地下组织还依靠私人关系，在商务、开明、新生命、亚东、神州国光社等大型出版机构公开出版马列禁书。除中共外，国民党有些左派人士也成立过书局，如1928年1月由周佛海、陶希圣、萨孟武等人参与的新生命书局，该机构先后组织出版了很多社会科学丛书，其中也包括一些与马列书籍的翻译、解读或应用相关的书籍。其他党派因批评当局，其所出版的书刊也受到过查禁。如国家主义派出版的《醒狮》，就被国民党中宣会通令查禁，后又改名《青年月报》才得以继续出版。一些持不同政见的刊物或文人书籍，比如鲁迅的作品，在1930年代也都被官方列为违禁书刊而加以查禁。
除了作为违禁书刊的产制中心，一些出版机构还是各自党派进行秘密活动的交通站点。长沙泰东书局就成为中共人士秘密联系的书店。1929年7月，湖南清乡司令何键致电时任国府主席的蒋介石，报告长沙南阳街泰东书局“热心赤化”，有“藏匿共匪、相与密谋活动情事”。中共直接或间接资助、创办的书店，成为违禁印刷物生产与党组织活动的结合体。比如南强书局，表面上是私营书店，实际由中共潮汕、海陆丰党组织领导下的文化界党员所集资创办。此外还有陈望道办的大江书铺、太阳社办的春野书店、上海新字书店等。中共外围组织左翼作家联盟、社会科学家联盟主办的湖风书店、新知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等机构，也是违禁书刊与会党组织的结合之地。
其次，是出于经济逐利目的而进行的纯粹商业性违规出版行为。
达恩顿曾说，书籍是经济商品，也是文化产品；并且作为思想的载体，它们必须在市场上兜售。如果说南京政府时期各党各派铤而走险生产制作违禁书刊，是为了自己的主义与信仰，那么书商冒着杀头的风险出版禁书则是为了生意经，把“革命”及其学说当成了可以印成文字的生意。商家为了利润敢于冒险犯难出版贩卖禁书，这是世界印刷出版业通行的法则。在印刷大众化的时代洪流下，1930年代的一些出版商也看到了出版共产主义相关书刊的商机，因此官方曾有“宣传共党之投机刊物”的查禁类别。在这些“投机”出版物中，主要有言论集、传记、战地记载、民运、军事、游记等，其中又以言论集和传记作品为最多。由此可以推测，这两类书籍出版的量最大，销路也最好。1938年3月国民党中宣部的报告也提及，当时在武汉出版的有关中共的书籍，由中共负责发行的仅有延安解放社和中国出版社二处，其余大多是一部分失业文人及投机书贾，希图渔利而辗转抄袭杂凑而成。这些书刊所标注的出版机关都是虚构，并无实址。此外，作为上海乃至全国规模最大的“商中世大开”（商务、中华、世界、大东、开明）也都出版过违禁的马列著作。如193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第一册，后因查禁之风甚严而未敢续出。上海一些中小书局也出版过马克思主义著作，如江南书店的“江南文库”、平凡书店的“马克思学体系丛书”、泰东图书局的“马克思研究丛书”、水沫书店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论丛”、光华书局的“社会科学丛书”与“科学的艺术论丛书”等。一些追求利润的出版商人也与中共秘密合作，印制马克思主义书籍，如上海白克路一家小印刷所就曾以高利揽下违禁品的印制生意，并在黑夜中紧张地完成了排版、校对和印刷。大小书店之所以敢于违反官方禁令冒险尝试，主要还是因为1930年代的图书出版是一个十分赚钱的生意。有研究者统计，1930年代上海的书店至少有58家，根据《申报》刊登的书籍广告显示，至少有28家书店出版或发行过马克思主义书籍，占书店总数的48.27%，其中还不包括未做过广告的书局及中共所办书局。此一时期，尽管国民政府查禁之风正盛，但各大商业出版机构却以利润为驱动，借助“社会科学运动”的书籍出版热潮来规避风险。
除了政治性刊物，“淫书淫画”、普罗文艺、连环图书等违禁出版物，也是“奸猾商人”喜欢印制出售的货品。这些刊物主要由上海、香港等口岸大城市生产出版，其产制流通贯穿于南京国民政府整个时期。从类型上看，淫秽出版物的种类要比政治性违禁出版品更为繁多，有书籍、画片、连环画、小人书等。如1928年5月，上海市政府的一个报告说，市面上“淫秽出版物品种类繁多，荒奇百出”，不仅“败坏风化流毒社会”，还足以贻害青年。在抗战后1946年的广州，类似于《房中秘》《房中新医术》《春光满园》等诲淫小说遍布书摊，读者是一般的市民及青年男女，大多采取租阅形式。普罗文艺是1930年代重要的文学文艺思潮，因内容大多描述社会、阶级问题，被国民党当局认定有鼓吹共产主义之嫌，成为明令查禁的出版物。但因为读者群以青年学生和下层民众为主，所以普罗书刊对出版商而言有着广阔的市场。连环图书主要针对的出版市场是妇孺儿童，这些被认为“神怪邪僻，导人迷信”的出版物，因为租阅量大而被中小出版商所青睐。
第三，还有一些商家因为不懂而盲目跟风出版违禁书刊，乃至误购误售。
对于一些规模较小的出版机构而言，常常因为知识浅陋，不解内容，或无宽裕时间详细阅看而生产出售违禁印刷品。比如以儿童妇孺和产业工人为读者群的上海连环图书出版商，很多老板都没什么文化，有的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出，如联益社书局的老板吴承乾，就是个目不识丁的裁缝。在作为民国时期连环图画出版物发源地的上海，此种状况十分普遍。这些前店后房的夫妻老婆店，凭着商业直觉对出版市场反应敏锐，但对可能导致的政治风险往往缺乏了解，经常跟风生产市面热销的神怪、侠义题材的作品，结果导致1930年代中期南京政府对其欲予以取缔的危机。此外，因不同地域、不同时间对违禁书刊认定的差异，出版商无意中也会生产售卖违禁印刷品。在1930年代中期的南京，因消息不灵通，致使有商家不知何者为禁书，从而导致其从上海的出版商处误购误售。在1933年的广州，因认定标准宽松不一，西南出版物审查会检获了大量上海出版的图书，比如上海乐华图书公司的《社会科学十二讲》、上海江南书店的《社会诸研究》、上海现代书局的《唯物史观研究》、上海长城书店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教程》等书。这些书籍都以社会科学的名义出版发行，最终流到全国各地的大中城市，直至下面市县的书店书摊。还有一些书籍因为作者政治仕途的沉浮，而突然成为违禁品，出版商或因信息滞后或因不懂政治而触犯红线。如国民党中央1940年将附逆投敌的汪精卫、周佛海、陶希圣等人的著述列为禁书处理，令出版商猝不及防。甚至在抗战胜利后1946年的广州街头，各书摊仍有出售敌伪遗留的书刊、图画等宣传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