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肇始于1978年12月，由深具改革视野与思维的政治家邓小平发起并领导，而这距离毛泽东的逝世仅仅过去两年。改革既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诸多问题。邓小平及以他为首的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在维持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领导地位的同时，对以往共产主义体制特有的、却问题繁多的指令性计划经济及被严格束缚的社会秩序作出大刀阔斧的改革。而这一举措曾使得多数前共产党执政的国家纷纷陷入困境。邓小平随后将其改革策略及措施命名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使得中国独特的发展道路开始备受关注。
中国的崛起如此迅速，然而却并非一帆风顺、完美无瑕。日益开放的经济和社会与几乎没有改变的列宁主义政党—国家体制之间的内在矛盾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政治风波中达到顶点，民众对通货膨胀和干部腐化提出尖锐批评，同时呼吁执政党推进政治改革。与此同时，东欧共产党执政的前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发生政治剧变，紧随其后，前苏联也遭遇了解体的悲惨结局。在中国，执政当局对政治风波进行了有效处置，其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亦对“维稳”倾注了大量精力和资源，这都对大规模群体性抗争的出现与复燃起到了有效的遏止作用。尽管如此，在大多数中国普通群众和各级政府官员(更不用说西方的社会科学研究者)看来，蓬勃发展并逐渐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与传统政治体制之间能否长期和谐共存已成为值得思考的问题。
自改革伊始，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基本结构中所体现出来的明显的不协调性，使得外部观察家们一直以来都在预测中国将有可能发生重大的政治变动。然而，同样的不确定感却促使中国共产党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历代领导集体得以进行创造性的政策实践，从而使剧烈的政治变革得以避免(或至少得以延缓)。由持续而高速增长的经济所带来的巨大成就感，使得中国领导人一度忽视了市场经济体制在建立和完善过程中出现的负面外部效应。
然而，近些年来，一些变化正在悄然展开。中国领导人已经逐渐认识到，将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与长期性仅仅维系于经济发展是有危险的，因而他们有意识地放慢了对单纯经济增长的追逐。以胡锦涛和温家宝为代表的上一届领导集体在其执政的第二任期(2007—2012年)内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并制定了相应的法律法规，目的在于纠正与缓和30年急速却不甚平等的增长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及由此产生的不满情绪。新《劳动法》的颁布，医疗保险、养老金、扶贫开发等项目体系的建立，以及高等院校大幅扩招，这一系列具有改革魄力的举措使执政党赢得了社会的广泛支持并因此得以巩固其执政地位。以习近平和李克强为代表的新一届领导集体，在履新伊始亦展现出要将社会改革的各项措施全面深入推进的态度。本届领导集体公开承认经济指标令人担忧，并强调深化财政改革的必要性。不仅如此，出于对政治体制仍需稳定发展之考量，中国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表示出了要不断推进改革与政策调整的紧迫性，而这些政策远远超出了保持和提高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这一范围。2013年6月，中国共产党开展了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意在使各级党员干部改掉铺张浪费、挥霍无度的作风和习惯，从而避免脱离群众。而中国领导人普遍相信，正是脱离群众这一恶习，加速了苏共的变质与苏联的解体。
惠民的社会政策以及更为严格的党内纪律，伴随着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而被提出，然而这并非中国共产党巩固自身执政地位的唯一手段。政府以委婉口吻提出的“社会管理”，或以刚性处置和柔性安抚相混合的手法，作为有效解决社会紧张态势的策略，仍然是社会管控的最重要手段。对媒体与互联网内容的审查同样是这一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具备化解政治挑战的能力的另一因素，是其领导人具备为实践所证明的“文化治理”之才能。具体而言，即通过创造及利用能使人产生共鸣的象征性资源来提升党的形象，并使人民群众乐于接受这种形象。①例如，执政当局通常会以主动的姿态来建构其对具体事件的解释，从而达到“引导舆论”以符合党的宣传的效果，而非简单地对不受欢迎的媒体报道或网络博文进行压制处理。这些形式各异的技术手段在中国共产党作为革命党和执政党的历史进程中具有深厚渊源，但它们都普遍被修改或更新以适应当代的现实条件。②
鉴于前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发生剧变，人们往往把中国共产党在当下的许多政策实践仅仅看作是一个即将出现重大危机的政权所采取的孤注一掷的策略。但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不仅从各种困境中挺了过来，而且还以更为欣欣向荣的态势发展了30多年。因此，这一现象旋即吸引了比较政治和公共政策研究领域的广泛关注并对其进行了严肃的学理探究。不仅如此，中华人民共和国独特的历史渊源也表明，其未来势必会走出一条与前苏联和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命运截然不同的道路。③与当今世界现存的由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即古巴、越南、老挝以及朝鲜)一样，中国共产党通过发动和领导影响深远的农民革命取得政权，这就使党及其领导的国家政权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特征。而这与通过影响力相对狭小的城市暴动获取政权的前苏联共产党形成鲜明对比。中国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相比，不同之处更多，主要是因为这些国家的政权基本上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苏联军事占领基础上建立的。与大多数前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不同，中国共产党和在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执政的共产党，是通过经年累月、贯穿始终地对广大农民进行动员而取得革命成功的。这一丰富的革命历史在社会组织与社会管控方面使党获得了丰富而珍贵的实践经验，同时也使得党获取了能经受住时间考验的重要政治优势。然而，这并非简单意味着此类政权将永远居于不败之地；而是说，无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最终命运如何，面对其令人叹为观止的崛起过程和极富生命力的制度韧性，我们更应该将其当下所面临的挑战与困境视作一个政权在走向成熟进程中所不得不承受的增长的痛楚，而不是像恐龙在走向其命中注定的灭亡过程中的剧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