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这个看《旧宫殿》的女老板引起了我的好奇。大约是两个星期之后，我第二次踱进了这家旧书店。正是“五一”长假，旧书店里又只有我一个顾客。一切都还是两个星期前的样子，书架上的书，似乎也没有被大量销售的痕迹。那个喜欢抽烟的女人还是没有主动和我搭话，她只是站了起来，微笑着，指了指书架上的一个位置。正是在“达利”和“梵·高”曾经呆过的那个不打眼的角落，摆着一本《凤凰·草鞋下的故乡》，旁边，是祝勇的另一本书《西藏，远方的上方》和车前子的《中国后花园》。她对我似乎有了充分的了解，而且，她的微笑也是笃定了，我会满意她的推荐。我不能不在心里暗暗地承认，事实的确如此。我诧异地回头看了看她，她已经折身回了原来的位置。但她并不再看我，而是在抽烟，心事重重的样子。喜欢抽烟的女人并不少见，然而她的烟瘾实在大得离谱，刚扔了一只烟蒂，这会又接上了一枝。
她的桌子上，这次摆的是《悲悯大地》。
渐渐的我便发现，每一次她看的书，她自己开的书店里都没有卖的，而她推荐给我的，全部盖着科教书店的印章，但价格却非常便宜。最贵的一本书，她只要了我十元，而那本书真正的售价，两倍都不止。这些小小的便宜让我对她心生感激，甚至不止一次地暗示过她，她没必要这么做，该买的书我还是会买的。但下一回，我还是会直奔那个角落，那个角落像埋藏着一个不能说穿的秘密，总能带给我一些意想不到的惊喜。
淡淡地交往着，有书可读的日子总是过得飞快。那些我大多也喜欢的书，她看过了，便摆在那个角落里。我从来没有说破过这一点，我们之间，仿佛，也渐渐地形成了一种默契。有三次吧，她推荐的书我其实已经从网上买过，或者，并不十分感兴趣，但，付钱的时候，我还是显得格外惊喜。
有段日子，因为种种琐事，我一直没空读书，也抽不出时间去书店，直到终于忙完了，已经到了旧历的年底。再次去旧书店的时候，店面已然装饰一新，耀眼的灯光，映着一张脂粉堆积的脸。她，已经不在了，一个矮而胖的女人，稳如泰山地坐在桌子后面。在“达利”和“梵·高” 呆过的那个角落，埋藏着秘密的那个角落，站着盗版的于丹和易中天。
我疑惑地掉转过身子，又探头看了看门面。上面是一张鲜红的喷绘：新知书店。
女人好不容易才站了起来，介绍道，买本看看吧，畅销书，刚进的。我看了看她，好半天才失望地说，我对畅销书没什么兴趣。她看了看书架，又看了看我，仰着一张无辜的莫名其妙的脸。
打那之后，我再也没有进过那家旧书店。但每次路过，我都会探头瞄上一两眼。我是希望能再见她一面，我是希望能亲口向她表示一下谢意。如果有可能，我还想奉劝她，别抽那么多的烟。
那家旧书店，我先后去过数十次，她看过的书，间接“赠送”给我的也已接近百册。案头，依然有一本未及读完的《中国美术史》。但在这一刻，我竟想不起旧书店当初的名字。甚至，除了一副金边眼镜和一张时常落寞的脸，我也很难再形容那个抽烟的女人，她的身高，以及她确切的样子。然而就在今晨，我猛然间发现，在《中国美术史》并不特殊的某一页，有一道铅笔的深深的画痕，旁边还写着一行小字：“狗日的张西亮，你怎么还不死？？”最后一个问号，力透纸背，而且，穿透了两页。
这是她的字吗？我想，应该是。披衣下床，从书架上抽出其他的书，在《中国后花园》，我终于再次发现了“张西亮”这个名字。我嘘出一口长气，像是解开了一道久久未能破译的谜。
在嘹亮的晨光里合上书卷，我仿佛又看见了她，孤单地坐在桌子后面，黯然的神情，以及抽烟时落寞的样子。
棉瓦房
九十年代中期，我曾寄居在城郊的一家工厂。宿舍阴暗、潮湿而低矮，面积只有十五六个平方。两幢陈年的建筑形成一条逼仄的巷弄（像南方的“亲嘴楼”），蛰伏在工厂的深处，连接着十几户人家。前后两排，外观几乎一样——破败的外墙爬满青苔，上面，铺着一层薄薄的石棉瓦，隐约可见天光。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无法确切地描述它的方位，沉醉的夜晚，我不止一次地在巷弄里迷失了方向。
巷弄的尽头是一间开水房，夏天，傍晚的时候，时常会出现排队打水的壮观景象。逼仄的开水房里，常年守着一个胖胖的中年女人，一张宽阔的脸，常年呈现出刚刚走出蒸笼的模样。她的嗓门大得出奇，午休的时候，我时常在她的嗓音中惊醒，侧耳一听，却并不是在和人吵架，更多的时候，是在向人推荐她家的二姑娘。她就向我推荐过两次，第一次是一天夜里，她亲自带着二姑娘敲开我的房门，问过我的工作与具体收入，还耐心地询问我的双亲及其健康状况。屋里只有两张凳子，我只好傻傻地站着，在她的盘问里汗如雨下。如果她们带上了纸和笔，那一定和录口供没什么两样。她家的二姑娘成熟得太早，乍一看脸，她们俩像是一对孪生姐妹；仔细看看身材，还是非常相像。姑娘很听话呢，她不无骄傲地说，高中读了一年之后，还是听话地回头上了技校，技校毕业之后，便顺理成章地进了这家工厂。她自己，原来应该是在整装车间，在轰鸣的整装车间里，喜爱说话的人，久了，嗓门都会变得非常大。
第二次是她一个人，记不清我们当时到底都说了些什么，但后来，她刚刚走出蒸笼的脸显得非常失望。我已经记不确了，隐约，她是不满意我所从事的文字工作，但现在想来，应该是与我事后漠然的态度有关（她曾留过女儿的联系方式，但我一次也没打）。她家的二姑娘，后来，终于嫁给了本厂的一名销售员，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呢，又是个独生子，果然比我强。六年之后，我去这家工厂采写报告文学，才听说他们的婚姻并没有维持多久，女儿冲破世俗的藩篱，爱上了一个半百年纪的副厂长，一时间传为佳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