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养老金本质是一个劳动转移模型。本质上，养老是一个“劳动储蓄、在将来再次转化为劳动”的过程：人年轻的时候，把劳动变为钱储蓄起来，或变为资产放在那里，然后，在年老的时候，把现金取出来，或把资产出租、变卖换成现金。但有了现金，还需用现金去购买当时生产出来的产品与服务，比如衣食住行、老人所需要的医疗、护理种种服务。这些产品与服务都是当时的年轻人所生产的。
所以，抚养比的背后，其实是“劳动比”，即劳动的人与不劳动仅消耗的人的比例。
也就是说，要解决养老金“不足”的问题，就要增加社会劳动的总量。
打个比方，20年后，一对年轻夫妻，女方有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和父母要养，男方这边也是，相当于一对夫妻要给12个老人养老。放在更大的社会层面上，能从事生产的年轻人少了，但需要养老的老人多了。显然这会造成很大的问题。但如果他们的父母也在工作，就相当于6个人养8个老人。如果祖辈当中的老人，也有一些工作，抚养比就会进一步下降。所以，国家才需要延迟退休。
劳动的转移模型，还有一个因素，那就是劳动转移的效率。从国家层面，上一代人总会给国家留下点什么，然后年轻人在这基础上工作。
所以，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上一代人留下的资产，现在仍然在发挥作用吗？仍然是高效的吗？
打个比方，如果上一代人，留下了专利、技术、基础设施，那么，当这些积累在经济运行中发挥作用，年轻人的同样的劳动就能创造出更多的价值。这种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体现在一个国家更富裕，劳动者收入更高上面，比如劳动供养率就是一个很好的指标，即一个人工作，可以养活多少人。
瑞典、丹麦、挪威，劳动供养率大约是1:7
。这些国家在一个既定的抚养比下，负担养老也更加容易。
相反，如果上一代人，留下的是年久弃用的水库、车辆稀少的高速公路、运送蔬菜的地铁、毫无意义的生产，那么，下一代人同样的劳动，创造的财富就更低，在既定的抚养比之下，就会更累。
北欧是全球福利的天花板，生育小孩后所有的医疗和保健，包括幼儿园都是免费的，还能获得高额生育补贴。
在丹麦，生育后，政府会直接发“儿童红包”，包括一直持续到成年的“Børnetilskud”（儿童津贴）等福利。此外，父母在小孩出生后还有超长的带薪育儿假期，再加上本来工作时间就低，父母也有更多时间陪伴孩子。
但即便在这些因素下，北欧的生育率也不高。
丹麦的生育率从2023年1.49降至1.46，创下自1986年以来的最低值。这个生育水平，是低于世代更替水平(2.1)的。也就是说，照此下去，丹麦的人口会越来越少。2024年丹麦的出生人口为57079人，死亡人口为57071人，这是丹麦时隔三年出生人口再次超过死亡人口。不过出生人口较2023年的57469人减少了0.68%，而且已连续三年出现减少。
其他国家情况也不好。芬兰生育率为1.26；挪威生育率为1.46，创历史新低；瑞典生育率1.42，也创下历史新低。瑞典2015年家庭福利支出占据了GDP的3.5%，处于高位，生育率也达到了约1.85，但最终还是跌了下来。2024年，北欧五国中生育率最高的冰岛也只有1.54。
某种程度上，生育福利，不过是给养老福利打的“补丁”。
高税收、高福利制度之下，养老福利使得生育的经济意义减退。但人类社会繁衍，任何物种繁衍，都是向下一代倾注资源，没有任何物种的上一代可以靠繁衍获利。这种模式必然是不可持续的，那么具体到靠福利拉动生育的模式，也是走不通的。
归根到底，最根本的动力仍然是“观念”，只有当人们觉得，两个或三个小孩，才是一个家庭的常态，生育率才会恢复。但是否能就此说我们不需要更多福利？当然不能。就目前情况来说，我们的生育福利还远远不够。有了福利未必能扭转生育观念，而缺少福利会让情况更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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