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盘：汶川地震后，媒体和政府是如何过招的

汶川地震发生后，政府一开始是不愿意进行更多的信息公开的，立即下达了严格的禁令，禁止绝大部分媒体派记者前往灾区报道，只允许采用新华社的稿件。但是后来很快就开放了一定的报道空间。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

从记者这边来看，地震发生后，来自全国的很多记者就立刻奔赴灾区，其中包括新华社和CCTV等官方媒体的记者。实际上，在禁令来到之前抢着赶往现场、试图赢得报道的机会，已经成为中国记者的一种常态，更何况是如此罕见的巨大灾难。 “跑得比谁都快”，其实是对记者的一种巨大赞美。 当跑得快的记者们都已经纷纷赶到现场，禁令实际上已经有些力不从心。

更重要的原因是，从政府这边来看，一味禁止看上去已经不是最好的选择。当时虽然还没有微博微信，但是地震相关影像很快就被网民上传到优酷等平台，比新华社的消息还快。针对灾难的禁令很可能严重影响政府的声誉。 当时正值一个特殊的时间点 ，西藏314事件之后、北京奥运会之前，中国在全世界的注目之下，非常在意自己的国际形象，如果因为封禁地震报道而破坏国际形象，或许会得不偿失。

而且，如此巨大的灾难，实际上也 不是政府能够独自对面的 ，它需要得到社会力量的支持，才能做好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这时媒体的作用就非常重要了。

因此，在一两周的时间里面，宣传部门没有下达禁令，只是要求多做正面报道。媒体关于救灾行动的报道，也在相当程度上提升了政府的形象。实际上，无论是官方媒体还是市场化媒体，它们最初的报道重点都是救灾行动（展现了国家能力）以及情感上的团结（“我们都是汶川人”、“中国加油”）。政府和记者的合作关系比较顺畅。

也正是在那两周里面，我们看到了很多优秀报道的产生，比如《南方周末》的“汶川九歌：大地震现场报告”特刊（5月22日）和“大地震现场再报告”（5月29日）。同时，我们也看到地方政府和NGO进行了很多合作。

然而，这种蜜月期是短暂的。很快，一个核心问题就显露了出来：校舍质量问题。官方媒体将发生在学校里的悲剧描写成天灾，但是《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财经》等市场化媒体对校舍质量及其背后的政府责任进行调查和问责。当然，这种问责其实也是小心翼翼的，因为中国的媒体在避开红线方面已经积累了相当多的经验，他们将监督更多地指向了地方官员，并且更多强调“建设性”：如何让校舍更加坚固。

面对部分批评性记者的监督，政府这边是如何作出回应的呢？玛教授说，政府采用的是一种 “创造性的妥协” 。

一方面，政府下发禁令，禁止媒体继续报道校舍安全问题，防止这一话题在舆论中继续发酵。在这个过程中，四川省的宣传部门积极运作，既向中央请求下发禁令，又和广东省的宣传部门联系，请求支援。这样一来，南方报业的后续报道基本就被压下去了，但《财经》杂志仍然在6月9日刊出了封面报道《校舍忧思录》，这主要是因为《财经》杂志的主管单位是“联办”，不受省级宣传部门的约束，有更大的报道空间。不过，他们在这一期之后也选择了暂停追问，这更多是一种主动的策略选择，因为他们觉得继续追问的话会破坏和中央层面的关系，影响今后做更多监督报道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