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哪里耕地压力大？

话说到这里，我们就不得不去思考一些问题：我们还有多少耕地？我们的耕地还能发掘出多少潜力？

北方成为产粮区

如果我们用一个专业一点的词——“耕地压力”，来说明粮食产出与城镇化的关系的话，从最朴素的“城镇化就要拿地”的逻辑出发，城镇化率较高的珠三角地区，应该承受了很重的耕地压力。

我们之前在《拆迁致富的人》提到过发源于佛山南海的土地股份合作制。在一个周边经济发达，土地利用效率极高，同时地理环境上也不利于规模经营的区域内，选择将土地用于纯农业种植带来的收益，是远远追不上把土地承包出去，用来吸引中小型产业进驻所带来的土地租金提升实现的回报的。

因此，当地人根本不需要进行纯农业经营，土地建厂房或住宅租出去才能利益最大化。又或者就像深圳的村子那样，干脆就地城镇化了，等拆迁分钱最香了。

在这样的环境下，如果一定要搞种植业，形成的也多是适应城市内需的特化型都市农业以及观光农业。

东莞就是一个都市农业的典型。在还没有实行土地股份制前，大家大多是埋头单干，而且市辖下属麻涌还爱种香蕉。结果2006年遇到了香蕉病，全世界都是同一株香蕉的拷贝体，结果全部中招，香蕉减产又减价，无奈之下村民只能选择抛荒土地去打工，好在离家不远就有工厂。

土地股份制天然指向规模发展，在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被明确之后，东莞城郊搞起了都市农业和观光农业，原本种下的低附加值的香蕉树，现在被用来培育更高附加值的园艺花卉，以及为城市居民提供服务的农家乐设施，土地租金立刻涨价，都市农业的亩产值超过了传统农业4倍。

这个时候就会有人问了，珠三角的居民要么城镇化了，要么搞特种种植，他们吃的粮食谁来种？

要这个问题， 就得看中国粮食作物播种面积的变迁了。

1999-2017年间，不仅仅是广东，就连传统上的鱼米之乡、天府之国，湖南、江苏、浙江、四川的粮食作物播种面积都在减少。

同一时间段内，粮食作物播种面积扩大最大的省份是黑龙江，从809.9万公顷增长到了1415.4万公顷，扩大了605.5万公顷。河南粮食作物播种面积扩大也很大，从903.2万公顷扩大到了1091.5万公顷，增长了188.2万公顷。山东、河北等北方省份粮食作物播种面积也在不断扩大。

从这一事实我们可以看出，最近二十年来，粮食生产功能区的转移趋势十分明显。在功能分化的基础之上，东南经济发达地区选择产业结构优化，第一产业被逐渐转移向北方地区。转移了第一产业的沿海发达地区，逐渐成为国内粮食主销区；而北方粮食主产区，则作为农业生产的承接地，进一步强化了作为粮食主产区的功能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