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回顾自己的整个产程，J 对最终的转剖并没有特别遗憾，「无论如何，我觉得上无痛让我获得了休整的机会，后来也配合医生尝试了顺产，也能头脑清醒的考虑要不要转剖……」
寻找有效减缓产痛的方法，是全世界几乎每种文化的女性从未停止过的探索。
曾经采用过的办法包括罂粟壳和大麻做的汤药、催眠或针灸镇痛，甚至利用放血法为神经减压。
但在过去的数百年间，对分娩痛的医学干预一直不是主流，在普利策奖图书《天空的另一半》中指出，
「麻醉剂被研发出来后，几十年来不让分娩妇女使用，因为妇女受苦被认为理所应当」。
上上个世纪，产科医生詹姆斯•杨•辛普森曾经断言：「医学界一直反对使用分娩镇痛，但作用不大，我们的产妇一直在给我们施加压力，分娩镇痛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1847 年，辛普森首次利用乙醚为一位骨盆畸形的产妇进行了无痛分娩。1853 年，英国女王维多利亚在生育第八子时选择了吸入氯仿来缓解产痛。那一年，在遥远的东方帝国，慈禧太后刚刚被封为懿嫔，三年后她才会生育。
分娩镇痛出现后不久，美国和英国的妇女便发起了社会运动要求分娩镇痛。这些抗争的中心议题是让所有的女性都能享受到这种人性化的分娩方式。
「这个国家还保留着很残酷的等级差别，就像我们还生活在石器时代，有钱的准妈妈可以不用遭受分娩的痛苦，而贫穷的却还是一如既往。」
20 世纪早期，一位美国女记者写道：女性们呼吁医生，要是能成功帮她们从产痛中解脱出来，就能使「一半的人类免受这个古老的折磨，而另一半人（男性）是永远不会懂得这种折磨的。」
到 20 世纪 50 年代，随着在欧美国家，分娩变成了制度化规范化的产物，在产妇们夺回自己对分娩控制权的呼声中，不使用药物干预的「自然分娩」再度盛行，著名的拉梅滋呼吸法便是出现于那个时期。
而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硬膜外镇痛（一种区域麻醉）形式的分娩镇痛开始大幅流行，根据当时的数据，1981 - 1997 年间，在全美的各大医院，硬膜外镇痛分娩的比例有 2 / 3。
最初，中国并没有落下很远，1964 年，通过对 67 名「熟人帮忙」式分娩镇痛的案例的分析，张光波医生在第一届全国麻醉学术会议上作了名为《连续硬膜外阻滞用于无痛分娩》的报告。报告发表后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
因为怀疑产程早期的分娩镇痛有可能延长产程，增加剖宫产的概率，在上世纪，妇产科内部的主流意见大多是宫口开到 5 厘米以上才考虑进行硬膜外镇痛，直到 2006 年，基于大量的临床研究数据，美国妇产科医师学会和美国麻醉医师学会分别发布了临床实践指南：「在产程启动后，产妇对镇痛的要求就是分娩镇痛的指征（而不是宫口的大小）」。
这是进入新世纪之后产科麻醉研究上的一个巨大进展。
而在 2004 年的一篇新华网的文章中提到，
「尽管相关技术 20 年前就已经成熟，但中国年均 2000 万名产妇中，迄今累计只有约 1 万名享受到了无痛分娩，比例不到 1%。」
根据北大医院的调查，全国「只有约 10 家医院全天提供无痛分娩服务，其他医院或放弃或只对个别关系户提供服务」。
一个偶然的机会，美国芝加哥西北大学芬堡医学院麻醉科的胡灵群医生很吃惊地知道了那个 1%，当时在美国，官方发布的分娩镇痛率是 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