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然而，认为这些活动的普及将可能避免生态灾难，则是一种幻想。绝对有必要采取结构性社会生态措施，尤其是信贷和能源的社会化。过渡倡议必须基于民主计划经济，符合社会需要，尊重生态限制。如果没有这样的表述，那这些倡议可能会受去政治化的影响，或者，甚至长期与以利润为基础的制度共存。
7.3. 反对主要的化石燃料基础设施的斗争是总的干预、监督和过渡运动的关键因素。在现场、矿山的群众示威、占领，与公民不服从运动使得具体反对资本的“增长”与“开发主义”动态成为可能。这些抗争对保卫人们生于斯长于斯的生态系统和人类社区而言至关重要。它们在保卫气候中有着战略重要性，因为当前的基础设施水平已经成为化石燃料资本发展的瓶颈。因此，它们构成在农民、土著族群、青年、妇女的斗争中建立桥梁的特殊方式，而且从这里让工人运动参与到生态斗争中。这些抵抗的国际网络使得推进力量平衡，打消对“不要在我的后院”（NIMBY）运动的指责，并加强诉求的合法性等成为可能。在某些情况下，这可以推动改革，在资本主义框架下，这种改革仍是随后激进化的基础。
7.4. 社会与环境斗争必要的合流，并不是稳定的妥协的汇聚，而是一个澄清、重组和激进化的动态过程。这个进程包括各社会部分间的多重冲突，特别是和工人运动中赞同与生产主义进行阶级合作的那部分人的冲突。表明必须的策略意义并强调生态过渡对工人的好处（特别是对工作与健康而言）的同时，必须挑战工人运动受保护主义与生产主义影响的情况。在涉及环境的社会部分与相信生产主义的工人运动部分发生冲突时，我们捍卫前者，同时努力说服工人改变他们的观点。在这些情况下，我们必须努力提出坚固的纲领性替代，以推进工人与社区的权利与福祉。他们不应为他们支持的公司和政府的决定埋单。
7.5. 争取工人运动和其他社会活动者为生态社会主义过渡纲领而斗争，只有通过形成一份能符合社会需求和生态限制的结构性反资本主义改革的综合计划，才能最终实现。如果不去创建这种政治替代，且没有其与社会运动的关联，这个目标就只能是空想：要么环境在社会祭坛上牺牲，要么社会在环境祭坛上牺牲。通过社会动员建立同资本主义决裂的生态社会主义政府，是一份生态社会主义紧急纲领的基石。但生态社会主义不可能在一国实现。反过来，生态社会主义政府的成立仅是旨在全世界推翻资本主义的不断进程中的一个短暂阶段。
8. 技术、自我管理和权力分散
8.1 “公社……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马克思在他关于巴黎公社的文章中如是写道。在19世纪，资本主义创造了日益统一和集中化的能源体系，他们的技术和政治控制包括庞大的官僚机器和复杂的权力授受体系。这个体系显然不是苏联官僚主义退化的原因——这是斯大林主义反革命的结果——但在一定程度上起了推动作用。反过来，可再生技术的灵活性和模块化也不是社会主义民主的保障，但它们打开了争取反资本主义结构性改革的新可能。这些可能性可以针对分散的区域发展，围绕由当地委员会对可开发的可再生能源资源的地点及其利用进行民主监督而组织起来。但实现这些可能性依赖于阶级斗争。仅仅是没收阿拉伯石油组织积累的基金的一部分，就足以资助中东和近东基于太阳能和直接适应当地社会需求的地域替代发展计划了。同样，非常可悲的是，所谓“进步”的拉美政府并没有将大量投资从化石燃料开采转向社会和生态过渡计划，这种计划旨在实现另一种分散发展形式：民主、更平衡的城乡、社区基础和百分之百的可再生能源。
8.2. 可再生能源技术还改变了结构性措施和地区层面的监督或自我管理的经验间的联结，为能源自主提供了新可能。民主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方案基于政权的分散化机构网络，因此可重获信誉。电能的物理性质和存储困难的特点，使得以分散、组合与互补的体系要比当前受市场支配的体系更容易实现对电能的管理。与粮食主权一样，该斗争领域对南方国家特别重要，是替代帝国主义模式的发展模式的一部分。
9. 环境破坏与科学家的社会角色
资本主义对生态和社会不公正的回应是不够的，因为这些回应受到社会市场规则与无法避免的自然规律的束缚。这个现实推动一些科学家参与到斗争领域。他们的奉献以科学研究日益破碎化与科学愈益从属于资本需求为背景。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为，学科间和跨学科工作必须意味着要与社会运动合作。在此背景下，出现了重新定义“知识”，并将其从资本下解放出来的机会。科学家进一步受到统治阶级内部分人日益增长的非理性与抵制客观事实行为（唐纳德·特朗普尤其表现出这两个反动特征）的挑战。生态社会主义者需要鼓励科学家发声。这不是把社会运动交给“科学”或专家独裁的问题，而是让专业知识服务运动，即使会对运动有激烈的批评。这可以极大地提高反资本主义理念的可信度和合法性。特别是，国际科学合作经验是发展和深化国际主义的有力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