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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现代证券市场的架构，证券交易所是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立交易所是发展证券市场的必然选择和必经阶段，故领导小组的主要任务便是筹建深圳证券交易所，用集中交易取代柜台交易，规范证券市场的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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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春天，禹国刚（左）和蔡靖华（右）在东京证券交易所实习，接受日本《朝日新闻》采访。报道标题是：《在资本主义的中枢学习股票的中国留学生，理论出众，但他们回国后会有施展的地方吗？》
作为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批外派日本学习金融证券的留学生之一，禹国刚受命为领导小组属下专家小组组长，担负着主持起草特区证券市场相应法规和规章制度的重要工作。
按照李灏同志“移植借鉴国外证券市场成熟经验”的指示，禹国刚的第一步工作就是搜集、翻译国外证券市场相关规章制度。
筹建初期经费缺乏，禹国刚带着同事先是在自家客厅办公，后来向深圳中国银行借了几套床褥和一间宿舍，搭建起一个简陋的办公室。团队中几位协助翻译的研究生工作食宿全都在这间屋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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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国刚证券理论著作。
经过短短
5个月的艰苦奋战，禹国刚等人把国外的公司法、证券法、投资保护法、会计制度等英文资料一一翻译成中文，然后结合特区实际情况起草了特区证券市场相关的制度法规。
如：《深圳市人民政府证券交易委员会组织大纲》《深圳特区证券市场管理暂行规定》《深圳特区股票发行暂行办法》《深圳特区债券发行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可行性分析报告》《深圳市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办法》等。
在随后修订业务规则与法规草案过程中，他们还得到由中信、光大等九家最大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共同发起组建的“证券交易所联合设计办公室”的大力帮助。
最终形成了一套33多万字的《深圳证券交易所筹建资料汇编》，简称“蓝皮书”，为深圳证券交易所乃至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筹建提供了指导纲领。
1990年5月，禹国刚到上海参加“发展证券市场国际研讨会”，无意中透露这本“蓝皮书”的存在
。
当时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筹备工作还未铺开。
会议之后，上海市常务副市长亲自带领一批年轻能干的金融干部南下取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筹备组负责接待的同志提出要借“蓝皮书”作参考，获得无私的馈赠。
正是在“蓝皮书”的帮助下，上海证券交易所才能在短时间内完成筹建，于1990年12月19日开始集中交易。
相比上海证券交易所建立的顺风顺水，比上交所提早一年多开始筹备的深交所的出生却是好事多磨。
作为第一个吃螃蟹者，禹国刚们面对的困难不仅是无章可循，而更多是陈旧观念与传统体制的束缚。
在全国从上到下对股份制和资本市场姓“社”姓“资”依然争论不休的背景下，深交所迟迟领不到“出生证”。
在将近一年的立法准备后，1989年9月，禹国刚等人草拟了《关于筹建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请示》，经市资本市场领导小组审定后报市政府审批。
同年11月深圳市政府下达了《关于同意成立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批复》，深交所正式进入筹备阶段。禹国刚出任筹备组负责人。
筹备工作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确立交易所成立的基本原则，二是草拟相关法规文件，三是进行电脑自动撮合交易系统的软件和硬件建设，四是进行人员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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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同意成立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批复。
1990年5月初，在深交所大多数准备工作就绪后，禹国刚和王健等人赴北京报批开业一事。
但北京认为“深圳证券交易所”这个名字太敏感，不能批，建议更名为“深圳证券市场”。禹国刚不同意，他开玩笑说：“如果我们挂牌叫‘深圳证券市场’，这样和卖菜、卖肉的市场有什么区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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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5月11日，深交所成立前位于红荔路北侧深圳证券公司门前人头攒动，股市交易异常活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