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NIS
理论甫一问世即为学界所关注。这一理论完善了技术经济分析的制度
—
演化范式，其核心价值在于揭示了创新活动的系统性与环境生态的依赖性。而在理论旨趣上与熊彼特的创新理论相一致，并因此唤醒和丰富了沉睡已久的熊彼特思想，因为熊彼特关于企业家为在竞争环境下维持超额利润，会不断尝试创新，并因此推动全社会创新浪潮的相关论述，与尼尔森关于技术变迁过程的描述，几近一致。因此，他被视为演化与创新经济学奠基者之一，后来被推举为国际熊彼特学会终身荣誉主席。
尼尔森国家创新体系理论从一开始也遭到批评。批评者认为，这一理论是一种技术民族主义
（
Techno-nationalism
，国内亦有译为
“
技术国家主义
”
）
，因为该理论将不同的科技创新绩效或表现，归因于特定民族国家的制度、政策甚至是文化；在政策取向上，该理论也为国家干预创新提供了依据，主张政府可以通过优化教育体系、加强产学研合作和调整产业政策来提升国家竞争力，而且，该理论还支持不同国家采取不同创新政策，而不必都采取美国式的
“
以市场为中心
”
的创新模式。这都被认为是
“
技术民族主义
”
的特征。
最大的
“
批评
”
还不是理论上的，而是来自现实观照。自八十年代开始，全球化高歌猛进，大有铲平民族国家一切有形与无形疆界之势。不仅是资本、产业链、供应链不断由中心国家向外围国家迅速延伸，而且创新链也借由市场在全球扩张而把越来越多的国家
“
链在一起
”
，呈现出
“
中心国家输出技术并进行转化，外围国家购买专利并负责生产
”
的态势，也因此，一股技术全球主义
（
Techno-globalism
）
思潮随之兴起。随着跨国技术合作和全球价值链的深化，国家创新体系的边界正逐渐模糊，尼尔森的
“
国家中心
”
创新框架已经过时，需重构全球性多层级创新体系理论；在创新政策上，通过制度比较与淘汰，美国式创新也已被证明是最有效率的创新，世界只需要
“
照着做
”
或
“
拿来用
”
即可。
2019年，中国已经取代日本，成为主要的全球价值链供应枢纽之一（来源：chaturvedimayank.wordpress.com）
由此可看出，尼尔森的
NIS
理论遭受批评，与彼时随全球化蔓延的
“
华盛顿共识
”
及
“
历史的终结
”
有着镜像映射关系。技术民族主义与技术全球主义也一时成为全球技术治理和政策辩论的核心议题。
然而，现实世界中技术民族主义与技术全球主义谱系是如此之复杂。
日本学者山田墩
（
Yamada Atsushi
）
曾指出，
“
新兴工业化的国家都曾主张技术民族主义
”
，而代表性国家恰就是日本。日本于一九八〇年正式提出并实施
“
技术立国
”
战略，该战略明确强调，日本将从
“
技术引进
”
向
“
自主技术创新
”
转变，聚焦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重塑日本国家创新系统，并且相当程度上获得成功。日本这一案例就被尼尔森收录于《国家创新体系比较分析》之中。尼尔森在前言中还专门指出，正是日本以及韩国等新兴工业化国家自主创新的成功，使本国企业成为世界市场
“
强有力的竞争者
”
，
“
这一切引起了一些制造业弱小的国家急于了解仿效成功的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办法
”
，这促进了
“
技术民族主义精神的流行
”
，
“
它将一个国家的企业技术能力作为竞争力核心来源的信心，与这些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是国家的并且能由国家行为来打造的信念融汇在一起
”
。
但吊诡的是，
“
技术民族主义
”
作为一个正式名词出现在公众领域，并不在日本，也不是描状新兴工业化国家创新政策，而是在美国。随着日本的技术与产品在全球市场不断攻城略地，终于与作为在位者的美国构成竞争者关系。一九八七年，哈佛大学教授罗伯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