娄烨 x 贝拉·塔尔：电影就是疯的

张亚璇： 您觉得跟当时的起点是联系着的？

娄烨： 当然是有关系的，因为我们就是这么学过来的，所以我们拍电影的时候就不管就拍了，所以困难重重，觉得特别不公平。

张亚璇： 我不知道现在电影学院的教育是不是跟那个时候您接受的东西还是类似的。

娄烨： 我不太了解现在的电影制作，从我的角度来看，比如80年代，我们这批人，第5代之后的那批人，我们做了很多的拍片练习，拍摄作业做的很多，学校也不管我们，你们自己想办法把这个短片自己作业拍了，无意识当中制造了一种可能性，也就是在90年代初之后的10年，中国出现的地下电影，也就是说，在学校就学会怎么拍地下电影了，情况是这样的。

张亚璇： 我是这样理解的，我想刚才娄烨导演讲的也是一个特殊的时期，80年代后期，90年代初，其实那个时候学院的教育还是强调作者电影理念。

娄烨： 对，我们的功课是大师研究。

张亚璇： 对，我没有研究过今天的电影教育状况，但是有一个直接的感受，我觉得对于产业的强调，远远超过了对作者。

娄烨： 可能也有这方面的影响。

张亚璇： 所以是完全不同的理念，也让学生获得不同的营养，是一个重塑。但是这也是为什么今天我们要在这里讨论所谓的另类教育，我们希望能够探讨或者思考一下电影节这种形式能够在电影教育当中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尤其是对年轻导演来说。

我想，请娄烨导演进一步延伸的是你获得了一个有意义的起点，也似乎获得了很多营养，但是在之后的电影工作中，您觉得这些是够的吗？我想，你肯定从不同的途径也在获得不同的营养，来形成自己的电影理念，找到更加成熟的表达形态。

娄烨： 读了电影学院你觉得自己懂电影了，可以拍电影了，但是真的工作的时候你发现是零，什么都不懂，既不懂电影，也不懂生活，这是我的感受，就回到刚才贝拉·塔尔说的，其实不是电影学院交给你的，这是之后的感觉，当然会有帮助，包括我刚才说的那些，但是不是最重要的。

张亚璇： 您是在一个生活的现场当中去电影工作，但是这个是可以很具体的，有不同的场域，电影节是其中的一个，跟你的电影工作肯定有直接的关联，能不能给我们讲讲，尤其是在中国电影节，尤其西方电影节，国外电影节格外重要，对于这些拍所谓艺术电影或者作者电影的导演而言。能不能具体的讲一讲你的经验，在跟电影节的相遇，有什么样的记忆，是不是有所得？

娄烨： 你拍了电影，你没得通过，你看谁要这部片子，自然有外部电影节要这部片子，你去放了，你发现有销售商买你的片子，你就进入它的正常的销售轨道，就是这样的。

张亚璇： 我们想听具体的感受，第一个去电影节的片子是《周末情人》《苏州河》。

娄烨： 《周末情人》是在被禁两年后去了海德堡电影节，那可能是第一个。

张亚璇： 有什么感受呢？

娄烨： 当时感受就是电影世界是这样的，特别大，有特别不一样的作者，你会发现你更是从零开始。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地方的导演都有不一样的经历。

张亚璇： 当然，但是我们只是讲一讲自己的经历，可能现在我们请贝拉·塔尔导演也谈一下。

贝拉·塔尔： 当然电影节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途径，如果我想让大家看到我的电影，通过电影节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渠道。因为电影节是一个集合了媒体、宣传、买家所有人的场合，是个市场行为。想得到关注，那么就通过电影节来操作。

通过电影节首先能让你得到更多的关注，获得更好的市场，以此达到更好的海外发行，有时候去柏林，或者戛纳、威尼斯的时候，觉得好象几乎纯粹是一个市场操作。而且是一个很便捷的渠道，因为在电影节会看到你的名字跟所有的大咖并排在一起。这就要说回到FIRST青年电影展，这个就跟欧洲的三大电影有一些不同，电影的起源是青年一代电影创作者更加有活力，没有那么商业化，所以更加有活力。

张亚璇： 按我的理解，刚才贝拉·塔尔导演说的是那些大一点的电影节，他们总是想要更加的安全，安全意味着什么？他们总是选那些很大很响亮的名字，这是为什么他喜欢这样的电影节，他想更有活力，诸有此类，有一个对比在里面。

贝拉·塔尔： 刚才主持人的问题是欧洲三大电影节在你看来更像是市行为它的教育义在何处呢，80年代的时候有过一段非常活跃的时期，那个时候，是真的遇到做电影的同仁一起交流，一起分享，从中得到一些经验，他24岁的时候，在80年代的时候，真的能在电影节上，比如说安东尼奥面对面交流一小时，对于他来说有没有教育意义呢？好象也没有。

贝拉·塔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