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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把目光放宽到全球五百强企业（Fortune 500），那么，在2012年时，这五百家企业的CEO中，共有四十六人是美国法学院的毕业生，约占10%的比例。其中除一人获得的是LLM学位之外，其余均为JD。在这些法学院毕业生领导的企业中，除了上面提到的以外，我们还能看到这样一些熟悉的名字：达美航空（Delta Air Lines）、联合大陆航空（United Continental）、思科系统（Cisco Systems）、纽约人寿保险（New York Life Insurance）、美国运通（American Express）、默克制药（Merck）、万豪国际（Marriot International）、玩具反斗城（Toys “R” Us）、荷美尔食品（Hormel Foods）等等。这仅是针对2012年在任的大企业CEO的统计，至于此前已经卸任者中的美国法学院毕业生，只能凭印象举几个例子，譬如花旗银行的Charles Prince，时代华纳的Richard Parsons等人。
2012年的财富五百强企业，四十六位法学院毕业的CEO中，出身美国前二十名的法学院者有二十七人，出身前十名的精英法学院者有二十一人，分别占59%和46%，而哈佛法学院一家的毕业生就有八人榜上有名。有趣的是，也有不少CEO毕业于五十名以后的法学院，例如南方卫理公会大学（Southern Methodist University ）法学院就有三名毕业生位列其中。
为什么从美国的法学院能涌现出众多的商界领袖人物（阿里巴巴的蔡崇信又是一例）呢？全球五百强排名第二十三位的Kroger公司CEO戴维·迪伦（David Dillon）的话也许道出了其中的奥妙：“最成功的领导人是那些能突破自己的学科樊笼来想问题、干事情的人，是那些能够看透商业利益大局的人……法律总顾问们绝不能只提交法律报告，他们必须提供解决问题的商业方案。作为律师，我们有的是说‘不’的时候，但是，我们必须帮助董事会找到答案……我不认为董事会选择律师担任CEO是冲着律师这一点去的，恰恰相反，这些律师成为CEO是因为他们碰巧也是优秀的商人。”（Mark Curriden，CEO，Esq.）
除了政商两界，学界领袖中也有众多美国法学院的毕业生，包括哈佛前校长Derek Bok、耶鲁前校长Benno Schimdt、斯坦福前校长Gerhard Casper（LLM）、哥大前校长Michael Sovern和现校长Lee Bolinger、康奈尔前校长Jeff Lehman、伯克利加大前校长Ira Michael Heyman、普林斯顿现校长Christopher Eisgruber等等。还有美国的法学院毕业生漂洋过海来到亚洲担任大学校长，比如Jeff Lehman（密歇根法学院毕业）如今担任上海纽约大学的校长，而Howard Hunter（耶鲁法学院毕业）则曾出任新加坡管理大学的首任校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