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西方人将票号称为现代银行的“乡下祖父”。
但1914年,随着日升昌的倒闭,
左右中国金融百年的“山西票号帝国”彻底崩塌。
究竟是什么力量摧毁了这个金融帝国?
余秋雨写了一篇《抱愧山西》:
“我认为,是上个世纪中叶以来,
连续不断的激进主义的暴力冲撞,
一次次阻断了中国经济自然演进的路程,
最终摧毁了山西商人。”
要是没有太平天国运动、八国联军侵华、辛亥革命等暴力冲撞,
晋商定能茁壮成长,成为全球金融之样本。
读完余秋雨的《抱愧山西》,
我不禁跺脚,为晋商之“时运不济”而惋惜。
但后来有一天,听“百家讲坛”时,
经济学家梁小民讲了一堂《晋商成败之谜》。
我听后,顿时“如遭雷击”。
梁小民提供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说法:
“最终摧毁晋商的,
并不是这些动荡,而是晋商自己。
当晋商自身强大时,
可以把危机变成机遇,实现更大发展,
只有当内部问题重重时,
社会动乱才会变成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那内部问题是什么?
晋商没完成两种转化。
一是晋商没完成封建商业资本向现代工业资本的转化。
票号的钱不是直接借给企业,
而是借给钱庄,再由钱庄借出去。
商人借到的钱,只能用于周转,而不能用作长期投资。
而同时期华尔街给企业家的,
往往是股权投资,这才是真正的本钱。
翻开摩根、高盛等投资银行的历史,
都可以看到他们扶持了一大批好企业。
二是晋商没将封建钱庄金融制度转化成现代银行制度。
现代银行靠什么?抵押。
你把房契、地契拿来,我才贷款给你。
而票号靠什么?信誉。
万两银子一句话,我觉得你讲信誉,
你说一句话我就把银子借给你。
1904年,一晋商想发起筹组银行的票号维新运动,却被当成谋反而遭扼杀。
“在中国历史上,
很少有人像晋商一样幸运,
凭天时地利迅速爬上财富巅峰;
也很少有人像晋商一样,
一而再、再而三地拒绝良机,
以狂热执着去抱残守缺,
直到错过最后一根稻草。”
这就是梁小民的解读。
其之解读,显然比余秋雨准确得多,也深刻得多。
我以前也只喜欢读文学类书籍,
但自从听了梁先生这堂讲座后,
我努力啃起了经济学书籍,
因为我意识到——很多事情只有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才能更深刻地把握问题的实质。
戚继光如此能打仗如此威震敌方,
为什么竟没有封侯晋爵?
这是我心中一直无法明白的疑问?
直到有一天,我读到了谢田的《戚继光和李成梁之悖论》:
明朝最会打仗的人,有两个:
一个是戚继光,一个是李成梁。
李守辽东,戚镇蓟北。
两人都善打仗,但风格完全不同。
戚继光总是用最彻底的方式解决问题:
守南方,用鸳鸯阵歼灭倭寇;
镇北方,用火器加毁灭性攻击压服蒙古人。
他镇守过的地方,长时间内不会再有战争。
而李成梁呢,总是拉一个打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