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
死角
”
的话，那么，它在这种情况下还会有多大的扩展空间？所以，我们不认为性别总是适宜于从民主的角度去加以认识的，更不可能在参与民主的伸张中去找到解决方案。根据我们的意见，女性问题是根源于边界意识的，这一问题的解决将不是用边界这一边的主张去替代边界那一边的主张，而是要消除边界意识。男性是可以在公共生活中占据更大的比例的，但是，这个男性只是生物学意义上的男性，作为在公共领域中活动的
“
社会人
”
，他是不应有性别意识的。也就是说，女性主义运动的方向是要在消除性别意识方面作出努力。进一步地说，如果女性主义运动需要汇入全球化的进程中的话，那就是一个消除边界意识的问题，即不再在生物学上的男性与女性之间划定明晰的边界。
在农业社会，地域边界是由某些自然因素确立起来的，脱域化意味着对边界的突破，人流动到城市的过程本身，就是突破原先束缚他们的边界限制的过程。可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城市化不仅意味着把城市打造成了陌生人社会，而且也同时把农村改造成了陌生人社会，使每一个人都与他人之间划出了边界。在城市化的进程中，
“
农民也面临着在陌生人中度过一生的问题；从这种意义上来讲，农村也存在城市化的观众问题，只不过它通过对过去的传统的回忆来过滤这个问题；而当那些农民本身被迫进入城市时，他们会形成一个由同乡的人或者说同一种方言的人组成的聚居区，以此来应付陌生人的问题。
”
[2]
比如，在中国的北京，就曾经出现过
“
浙江村
”
、
“
新疆村
”
等。但这些仅仅是城市化进程中的一种过渡性现象，使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的转化不至于过分激烈，让人们有一个适应过程，然后再完全进入陌生人社会。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在地域边界已经解体而作为个体的人之间的边界尚未完全确立起来时才会出现的一种过渡现象。
在桑内特看来，
“
正是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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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城市和农村之间的这种关系所奠定下的基础，当前这个世纪的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地理界限才会变得更加模糊，当今大城市对公共生活的否定也才能够通过一种新的通信技术和整个社会对公共生活的否定纠缠在一起。
”
[3]
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是以个体的人之间划定边界为前提的，当个体的人之间普遍确立起了边界之后，城市与乡村之间也就没有什么区别了。所以，陌生人社会无非是用个体的人之间的边界取代了熟人社会的地域边界。不过，从历史进程来看，社会的发展并未在陌生人社会出现时终止，陌生人社会并不是社会的最后一种形态。在后工业化进程中，我们看到，网络的广泛应用正在改变着人的行为方式，使人际交往不再需要面对面地进行，而且，人的群体化、组织化的生活以及交往平台也逐渐地虚拟化，从而使人可以在非接触性的交往中开展社会活动。这一方面使更大地理空间中的人被纳入到交际圈子中；另一方面，又使人被无形之墙间隔起来，人的心理空间变得更加飘忽不定，交往对象变得更加不可捉摸。如果说在工业社会这一阶段陌生人在交往的时候需要通过角色的假面掩饰自己，现在，交往的非接触性决定了人们连这个
“
假面
”
也不需要了。在人们将自己的思想和心灵赤祼祼地展现在他人面前的时候，似乎实现了人的陌生化的逆转。然而，在虚拟空间中，人的物理存在却隐蔽了起来，从而让人感受到陌生人正在被匿名人所取代。可以认为，这是人的匿名化，是匿名社会兴起并取代陌生人社会的历史演进趋势。随着匿名人的出现，人际间的边界也就得到了消解，或者说，边界已经变得不可捉摸了。因为，人的物理存在并不接触，无法确定人们之间存在着边界；而人的思想和心灵又是直接相交和相融的，也无法确定边界。
总体看来，农业社会所拥有的是自然边界，而工业社会在能够突破各种各样的自然边界的时候，却在所有的方面进行人为划界，对一切人所能够触及到的无论是自然的还是社会的现象进行划界。比如，在农业社会，资源的分布存在着地域分割的问题，而且，这一社会在资源开发和利用方面也不显著，主要表现在粮食等有限几种资源在地域持有上有所差异。工业社会打破了地域边界，由于市场以及社会化大生产而使资源被分成不同的类型并由各领域所持有。这样，也就造成了资源的领域分割。在每一个领域中，又都进一步表现为组织化的占有，甚至出现组织垄断资源的状况。与地域化的资源占有相比，工业社会所实现的是资源的普遍性分割，几乎所有成为资源的因素都被分割了开来，并分别占有。加上信息不畅和不对等，大量资源闲置、浪费的问题就显得格外突出。全球化、后工业化意味着合作社会的到来，在合作的社会中，资源分割的问题将会得到根本性的解决，其出发点就是合作制组织不再以资源占有为目的。在社会充分信息化的条件下，合作制组织对待资源的态度完全可以实现随取随用、据需而求的状况。所以，我们所看到的将是这样一种情况：在资源配置上，传统组织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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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结构使资源配置条块分割，而合作状态下组织网络的非中心化结构则打破了条块分割的边界，使合作体系中的一切资源都融合起来而成为一个总体性的存在。
工业社会的生产活动以及一切社会活动都是以分工的形式出现的，社会分工并不仅仅意味着工作上的分工，也同时引发了工作场地与生活场所的分离。原先的作坊既是工作的场地也是生活的场所，工业化进程则完全打破了工作与生活一体化的格局。在工业社会，工作与生活的分离也意味着在两者之间划定了边界，生活中的观念和行为是不允许出现在工作场地中的。同样，工作场地中的观念和行为如果被带入了生活之中，就会破坏生活的和谐。正是深刻地领悟到了这一点，韦伯才会要求官僚制组织成员必须杜绝情感等因素，要求以
“
非人格化
”
的形式去做到公事公办。然而，在后工业化进程中，我们看到了一种新的变动，那就是工作与生活相分离的状态正在被打破，特别是服务业的迅速成长以及网络的普及，使越来越多的工作可以在生活环境中进行。而且，许多服务行业中的工作恰恰是依托生活区展开的，是服务于生活需要的，即使那些服务于生产的服务型企业，为了吸纳低成本人力资源，也无需刻意地避开生活区。事实上，物流业的发展已经可以在工作区域与生活区域间架设起桥梁，从而不仅使工作区与生活区联结到了一起，而且使它们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
二、组织以及组织之中的边界
工业社会的组织都有领域认同的问题，这种
“
领域认同为组织成员以及与他们互动的外界行动者设定了一系列的期望，从而表明了组织可以做什么和不可以做什么。虽然未尽其详，但它仍然粗略勾画了组织在大环境里面的适宜角色，从而构成组织沿特定方向排定其活动的指南。
”
[4]
在这方面，边界发挥了组织建构的功能。比如，政府自然而然地就拥有社会责任感，在政府中任职的公务人员，对自己作为政府工作人员的角色有着多种复杂的感情，特别是对自己所分管的业务范围内的事务，有着特殊的敏感性。如果政府工作人员在这方面表现得相去甚远的话，那么，主要原因也是领域认同意识缺乏的缘故。领域认同是一种组织现象，是组织对所在领域的认同，但是，组织的领域认同会传导到组织成员这里，而且恰恰是由组织成员所承载的。在领域认同的背后，明显地包含着某种边界意识。所谓领域，其实就是一定边界内的某种空间形态。在这个空间中的人对自己所在领域的认同本身，就是以将自己与边界外部的人区别开来为前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