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联储运气“最不好”主席 | 伯南克与他的QE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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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基于对于货币和金融史的细致钻研，伯南克的内心一直深信着“白芝浩原则”（Bagehot's Dictum），即央行应当在危机时刻扮演“最后贷款人”的角色。 因此，在担任联储理事初期，他便直言不讳地表达过，认为必要时可采取“直升机撒钱”的方式。

此外，他所参与研究的“金融加速器”理论，认为投资水平依赖于企业的资产负债表状况：较高的现金流量和资产净值对于投资有直接或间接的正面影响。同时他相信，多数情况下，货币政策并不是应对资产泡沫的合适工具，金融监管才是。

可能正是正统的经济学学者这一角色，令伯南克骨子里有一种自信，总是在寻求改变并且愿意打破常规。而以上这一系列作为经济学学者的观点，亦成为了他担任联储主席之后其行为的核心出发点。

金融危机之前，在房地产泡沫发酵之时，伯南克并不认为需要通过收紧货币政策来抑制泡沫，他甚至非常同意：房地产泡沫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心理因素，而非低利率。 但他忽略了，低利率会促成心理因素的强化，并且降低了投机成本。 联储一直将房地产市场的疯狂和深度参与其中的金融机构视为点状风险，货币政策依旧紧盯着失业率和通胀数据。 于是，当危机拉开帷幕，其破坏性远远超出了联储最初的想象。

为了防止发生系统性风险，联储所做的努力远不是危机之后的几轮QE所能够概括的； “QE”，也并非一个突兀的选择。在危机伊始，联储和监管渠道便尝试从源头解决问题，即减少住房抵押贷款的违约（有许多相对优质的还款人事实上只要对其稍微放宽条件就能够避免违约发生）。他们一起发布了针对抵押贷款服务公司的监管指导意见，修改还贷条款，但无奈遭遇了制度和操作层面的障碍。此后，面对一家又一家机构的危机，联储只能一次又一次行使“最后贷款人”的身份，直接或间接向其注入流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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