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因此他又十分重视工商业。
他说：“无市，则民乏矣。在中国历史上，商人地位一直是很低的，管仲却将“工商”与“士农”并排。
同时，管仲又重视调节贫富差距。他主张：治理国家，要“上下有义，贵贱有分，长幼有等，贫富有度”。管仲还制定了历史上最早的自然环境保护法：面对当时“竭泽而渔”的经济开发，为了使林木和渔业资源得到可持续发展，制定了“山泽各致其时”。
在提高积极性方面，管仲提出把土地分下去，实行分户经营，这样人民自觉抓紧农时。他们会知道季节的早晚、光阴的紧迫和饥寒的威胁，会自觉地早起晚睡，不辞劳苦地经营，否则大家都是奴隶，只能消极怠工。这样做的本质其实就是把劳动者由被野蛮强制下劳动变为自觉主动的尽心尽力的劳动，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
水木然认为：
孔子和孟子看到了人性的善，那是在没有利益冲突的时候。商鞅和韩非看到了人性的恶，那是在面临利益冲突的时候。所以，儒家和法家的观点确实是对立的，但他们都推崇管仲。管仲认为“善”和“恶”都不是绝对的，但“私”和“贪”却是永在的，自私和贪婪才是人性。管仲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对人性的了解，并想办法使之得到满足。
这跟西方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是早了对方将近两千三百多年。
私营经济也是管仲率先提倡的。
齐桓公曾要求将国家资源由政府垄断经营，但管仲说：“故善者不如与民分利共赢，民得其十，君得其三。”也就是说政府不能独占资源，应该放手让民众去经营，政府只要征收30%的所得税即可。
管仲也是世界上第一个有金融概念的人
，他把货币看成是流通手段，要求君主通过对货币的控制，掌握住粮食等重要商品，以影响其他商品的交易。
他认为商品轻重与否，取决于这种商品的多少，常固不变的价格是不存在的，如果价格恒定不变，就无法调节流通。价格上下波动，价值规律才能发挥调节作用。谷物被“囤积则重，被抛售则轻。集中于国家则重，流散于民间则轻；货币流通得通畅则重，流通不通畅则轻；国家政令与该商品关系重大则重，关系不大则轻。管仲还把谷物、货币从万物中独立出来，指出它们之间的关系是：‘谷重而万物轻、谷轻而万物重。币重则谷轻，币轻则谷重。
上面这段话值得反复咀嚼！
至于国家如何发现货币？管仲认为第一步先在方圆6里的地区内作典型调查，第二步由点及面估算全国的货币需求量，以此为基础确定货币的铸造发行量。
管仲是第一个强调国家贸易的人，他大开国门欢迎各国商人，提出“空车来的不要去讨取税费，步行背东西来的不要去交税”。他还在齐桓公专门建立款待外国商人的客舍，从此全国之商贾归齐若流水。
关键的是：管仲掌握了对外贸易中最微妙的技巧：为保证本国缺少而重要的商品不外流，采取‘天下下我高，天下轻我重’的措施，保持重要物资的高价，也会使天下的重要物资流入我国。而对本国的剩余商品，则采取‘天下高而我下’‘天下重我轻’的低价政策，促其对外倾销。在一般情况下，要做到‘天下高则高，天下下则下’，保持大体相同的轻重关系。这不就是人民币“贬值”和“升值”的概念吗？
在这种自由贸易方针的鼓舞下，齐国首都临淄繁荣至极：“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蹋鞠者。”据核算其时临淄的居民人数达30万之多，是当时国际上最宏达、富贵雅典人口不到5万。
管仲的经济思想中，还有一项非常超前，那就是鼓励消费，甚至倡导奢侈，这在古往今来的治国者中可谓仅见。
管仲提出“俭则伤事”的观点，指出：大家都不消费，就会造成商品流通的减少，从而妨碍生产营利的活动，故曰“伤事”。要如何才能推动消费？他的答案是，多多消费，甚至无比奢侈地去消费。
每当年岁低迷时，人民没有本业可作，国家就应该进行宫室台榭的修建，以促进人民就业，这时候修筑宫室，不是为了享乐，而是为了促进就业。这同2000多年后的凯恩斯经济学又如出一辙。
但是，管仲过于强调商业和普通，甚至忽视了很多道德。比如管仲在齐国首次设立了“国家大妓院”，繁华的都城临淄就试点开了7家官办的“女市”，其中每一市有“女闾”100人，共700人，他也被认为是性产业化的鼻祖。
“国家大妓院”有四大作用：一是增加了国家税收；二是解决了女奴隶被解放后的的再就业问题；三是解决了许多男子的生理需求，促进了社会和谐，四吸引了爱金钱更爱美女的四方英雄来齐国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