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三国志·程昱传》载：
“魏国既建，为卫尉，与中尉邢贞争威仪，免。”
所谓“争威仪”，大概也就是攀比排场，或争执于排名、座次之类的东西。查《三国会要》，中尉又称执金吾，与九卿同属第三品，但不在九卿之列，按理说排名应在卫尉等九卿之后。可能是某次开会，工作人员把中尉邢贞的座位安排在卫尉程昱之前，程昱一看，火了，当场大骂起来，破坏了会场的和谐友好气氛，大概那是一次比较重要的会议，程昱的闹腾影响很不好，因此受到了撤职处分。《三国志·程昱传》说程昱“性刚戾，与人多迕”，是个性情怪僻、脾气暴躁的人，讲话做事不给对方留面子，经常得罪人，所以发生这种事情完全是可能的。但是，礼仪的事情，说大也大，说小也小，连仁义道德都不放在眼里的曹操怎么会为了这种面子上的事把几十年的老朋友赶回家呢？
再看看与程昱争威仪的邢贞，查史无传，大概也没有什么很大的本事，唯一值得一提的是他曾奉曹丕命出使东吴，封孙权为吴王。但邢贞显然搞不清楚当时的形势，他来到东吴，孙权亲自出城迎接，这是很大的面子了，而他竟以上国大使自居，看到孙权后，连车也不下，结果被张昭连羞辱带威胁地臭骂了一顿，才狼狈下车。就是这样一个昏聩狂妄、不识大体的邢贞，居然有这么大的能量，能把程昱都扳倒？且不说程昱与曹操的多年患难之交，单论在曹操进爵为魏公时，程昱以“奋武将军安国亭侯”的身份参与劝进，就是一件大功，而当时邢贞还不知道在哪旮旯混呢。
看来，“争威仪”事件只是一根导火线，曹操应该还有其他的考虑。
储嗣之争中的程昱
按照《三国志·武帝纪》注引《魏书》的说法，曹操的魏王国在建安二十二年才初置卫尉。程昱任卫尉又被免职，自当在此后不久。建安二十二年的时候，最困扰曹操的事情是什么？
对了，是继承人问题。
建安十六年，曹丕出任东汉朝廷要职五官中郎将。很多人认为这是曹操确立曹丕为继承人的标志性事件。据《太平御览》载，曹操曾发布过一道《立太子令》，令文今已不全，《太平御览》仅载有部分，云：“告子文：汝等悉为侯，而子桓独不封，而为五官中郎将，此是太子可知矣。”但此令的内容何其重要，而《三国志》及《资治通鉴》均不载，唯独《太平御览》收其佚文，出处十分可疑，另外，此令似是专门发给曹彰的，与主题也不符。
以吾观之，在建安十六年曹丕为五官中郎将时，曹操的意向还是没有确定的。曹丕任朝廷要职，固然是开府置吏，延揽人材，一时“天下向慕，宾客如云”。但曹植的侯府也不冷清。曹操还亲自点名任命曹植的家吏，例如，曹操声称：“侯家吏，宜渊深法度如邢颙辈”，把号称“北土之彦”的邢颙放到了曹植麾下。邯郸淳是当时的大文学家，曹丕和曹植都想召邯郸淳为属吏，但曹操亲自出面，指派邯郸淳去曹植那里。就连善于观颜察色的“佞幸”孔桂，也看到了曹操“久不立太子，而有意於临菑侯”，从而与曹植接近。
显然，曹操有意在二子之间搞一些平衡，让他们互相竞争。竞争的结果，曹丕略占上风。但真正让曹操下定决心的，应该是“司马门事件”。在曹操选储未定的关键时期，曹植“乘车行驰道中，开司马门出”，曹操大怒，把负责守门的公车令处死，而曹植也失去了曹操的宠爱。据《水经注》载，司马门是汉魏时期洛阳城的南门，门外就是驰道，即皇帝专用的御街。曹植开司马门，驾车上御街，无异于以天子自居，是在行使皇帝的特权。以周文王自居的曹操，当然不会允许“周武王”这样瞎搞。也许是曹植这小子不知从哪里听到父王准备立自己为太子的消息，就得意忘形起来，想要提前透支一点权力，但曹操很生气，后果很严重。曹操终于决定立曹丕为太子。
这样看来，曹丕之立，带有很大的偶然性，谁能保证曹操不会在气消之后又重新怀念起文采斐然的曹植来呢？这并非不可能。在司马门事件的两年之后，关羽出兵北上，于禁七军尽没，曹仁被围，曹操一度打算任命曹植为南中郎将、行征虏将军，率军救襄阳。这一去就相当于把曹仁、徐晃两名大将置于曹植麾下，那可是不得了的事情。但曹丕使出手段，设计把曹植灌醉，终于使曹操再度失望。
然而，事情还没有结束。最让人感到蹊跷的是，曹操在临终之前并不急着给太子交代遗言，却派人去召曹彰。而曹彰正是曹植的坚定支持者，他在来到洛阳后明确对曹植说：“先王召我者，欲立汝也。”这样说并不是没有道理，不能排除曹操确有重立曹植的想法。
曹丕与曹植的斗争，直到曹丕即位才彻底结束。在这场斗争中，曹操手下的文武将官们各有其选择。而程昱显然是曹丕的支持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