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然而我没有办法阻挡对各种不可预测的可能性的恐惧，害怕不会做数学卷子的最后一道大题目，也讨厌应试作文的写法。考试前三个月，我索性向语文老师提出，我不再参加语文课的训练。当时的自己实在是对这一整套应试教育的做法和实践、对语文考试固定的答题规范、以及高考作文的议论文写法，反感到了极点。我的这一请求换来了语文老师非常惊讶的表情，她告诉我，不要对自己自视甚高；如果要求退出她的语文课训练，我必须提供由我父母签名的报告，我自己的报告，这些最后都要经过校长签名，才能生效。
高考的时候，面对当时的作文题目，我记得自己曾经非常犹豫。
我很想写在考场外徘徊等待的家长们，写我自己的父亲，写高考那天早晨唤我起床的母亲（高三的时候，她经常陪我读书，一直到夜里一两点钟，早晨六点又起来帮我准备早餐），我想写我眼中的他们。这场考试被赋予了太沉重的意义。父母的期盼，朋友的支持，老师的培养，这一切的一切，只是为了最后三天你所获得的一个分数。然而握着黑色的水笔的十八岁的我犹豫了，那个时刻，我想起了语文老师提供的周全的应试策略，想起她说最万无一失的做法是写一篇四平八稳的议论文，这样无论如何不会出错。
高考与美国梦的相似之处
我所叙述的高考经历，表面上似乎与帕特南所讨论的“美国梦” — 那种机会平等、每个人都能通过努力获得成功、从而实现向上流动的机遇 — 非常相似，即便要和千军万马争夺独木桥，但理论上寒门子弟依旧是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实现梦想的。
高考是一场残酷的竞争，许多孩子失败了，也有一些孩子，顺利地通过高考走到了更高的平台。我那时候遇到的大多数同学，都生长在最普通的家庭里；我们的父母，许多都是这个社会里最最平凡的普通人，靠着微薄的薪水，省吃俭用，付出了他们的全部心血，爱惜并供应着我们的成长。
进入大学以后，我遇到了许多不怎么学习的韩国同学，轻轻松松就能考进来的港澳台地区的同学，低调而神秘的、出身优渥的同学，通过各类特殊渠道加分有特长的同学。他们许多人都在本科阶段去世界各地交换学习；那时我们宿舍的信箱里因此也经常收到各种从世界各地寄来的明信片。一位会唱歌剧的女同学，一会儿在西班牙，一会儿在古巴；一个马来西亚籍的留学生，从巴黎给我写信，要我快走出去看看这个世界；香港的同学去旧金山看姑妈；北京的同学暑假去了伦敦，明年夏天打算花好几万去耶鲁参加暑期学校……
在考试中的逆袭的
“学霸”们，后来怎么样了？
寒门出身的同学并不多见，每个班级大概只有那么几个。大多数人都比较低调，田田是一个例外。我的一个朋友田田，来自农村，她从不隐藏自己的成长经历，并乐于与我们分享她的成长故事 — 她的家庭非常贫困，然而她也异常懂事，从初中开始就不拿家里一分钱 — 遇到她，是一个欣喜的意外，她的许多故事，都使我大开眼界。
她节省，努力，有时在这里打工，有时在那里兼职，在二十岁的年纪品尝了许多本不属于她这个年纪的女孩子的心酸。也就是她，执着地在大四的时候申请美国的高校，并且拿到了哈佛大学某个硕士项目的录取通知书。然而最终她不得不放弃，因为没有办法筹到足够的钱，支持她前往美国念书。
作为她的朋友，我见证了她所有的拼搏，以及拼搏到最后不得不做出的妥协、让步和放弃。
这之后，她曾经带着很少的钱，跟团来过一次上海。我带她逛南京路，带她吃小笼包，又很担心她身上钱不够花。临别的时候，望着外滩，她告诉我，这不是她的城市，而只是我的城市。她的神情是迷茫的。她非常优秀，充满热情。她也是我见过的最坚强的女孩子。
然而她独自面对了许多失落的时刻。现在她仍旧在一个人默默打拼，在一个远离家乡的城市里，坚强地奋斗着，从来没有放弃过。当年考上大学，她的故事上了当地某报刊的新闻头版，一时轰动周围。仿佛从那一刻起，人生就改变了，并且永远地停留在了那个光辉的时刻。然而新闻并没有持续地报道她的故事。
我们的社会依旧不断去塑造这样粗糙而苍白的“学霸”故事，却没能追踪做继续的报道。
今天有多少清华北大的学生仍旧是出身寒门？这些寒门出身的优秀的年轻人在读书期间，能否像那些出身优渥的孩子一样负担得起去欧洲和美国交换一个学期的费用，他们毕业以后，又能否负担在北上广买房和生活的费用，生存、继而寻找到自己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