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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两国关系恶化，表面上看似乎始于1959年。而实际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由于特殊的地缘条件，印度早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就与中国Tibet地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1947年印度独立后，执掌国家权力的民族主义势力，一直企图把Tibet从中国版图上分离出来并实现对Tibet的控制。
印度新政权对Tibet的图谋，国际社会当时已有目共睹。据澳大利亚学者内维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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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斯韦尔在其所著《印度对华战争》中披露：“印度一独立就继承了英国对Tibet的政策。最后一任英国驻拉萨代表理查逊居然保留原职务代表印度。”理查逊自己也说：“原有人员全部保留下来，唯一明显的变化就是换了国旗。”1949年年中国民政府撤离Tibet时，图谋独立的Tibet上层势力，曾请求印度提供武器弹药，帮助组建藏军，“印度表示同意，并派遣一名高级陆军军官赴藏，办理军事援助事宜”。马克斯韦尔分析说：“在印度人看来，不管从哪方面考虑，继续把中国的势力从Tibet排除出去，显然符合印度的利益。因此，印度新政府的政策，同旧政府一样，也是以排除中国在Tibet的势力和加强印度在Tibet的势力为目标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印度出于自身外交需要，很快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在发展对华关系上表现积极。
印度总理尼赫鲁1954年访华时，曾就两国关系说过不少好话。但在与中国交往时，印方常常流露出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甚至堂而皇之地提出非分要求。中方敏锐地察觉到，印度领导人对Tibet的地位，特别是印度与Tibet地方的关系，抱有不切实际和非常有害的幻想。因此，正如马克斯韦尔所说：“甚至在中国共产党人取得政权以前，他们就已抨击印度，特别是尼赫鲁，怀有‘吞并Tibet的帝国主义野心’。”
印度总理尼赫鲁与毛泽东会谈
回顾一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中印关系，不难看出，
中印两国在Tibet问题上有着根深蒂固的矛盾。
中国人民解放军宣布将进军Tibet时，新德里向北京发出照会，警告中国，称此举将严重损害印度等国为帮助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所作的努力。中国军队入藏后，印度再次提出抗议，对所谓中国“入侵”Tibet表示遗憾。当时，中国以非常强硬的态度答复印度：Tibet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Tibet问题完全是中国的一个内政问题，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进入Tibet，解放Tibet人民，并保卫中国边疆。
如果某些不友好的政府利用中国对Tibet行使主权一事作为借口，进一步对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进行阻挠，那只是再一次显示这些国家对中国的敌对态度而已。
此后，中印两国围绕Tibet问题多次过招。中方一再警告印度，Tibet问题决不容许任何外部势力干涉。1954年，
双方就中国Tibet地方和印度的通商和交通问题达成谅解，签署了相关协定。
也正是这份协定的序言，确认了中方最早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可以说，
中国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首先是针对印度的。
1957年元旦，中国的周恩来总理是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度过的。那时，Tibet分裂势力的活动日渐加强，印度对其的支持也渐趋公开。周恩来在同尼赫鲁会谈时，不可避免地要谈Tibet问题。在会见达束负方面在印度的“代表”时，周恩来警告他们：在Tibet“搞叛乱，反对国家，是不允许的。在Tibet搞，我们要管，在噶伦堡搞，印度要制止。有人想把达束负留在印度，搞Tibet独立，这是走不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