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舶来产物，规划遗产引发了国内学者的理论思辨，应在何种遗产保护语境下对其进行认知与解读仍处于论证阶段。对此，文章基于“规划塑造遗产的路径”与“遗产反映规划的方式”这对关系，提出“权力空间引导下的历史性城镇景观”这一认知视角。整体而言，规划遗产以权力意识为原点，以空间关系为导向，以层积性、整体性和开放性为标志，是一种“可生长”的活态遗产。从规划到遗产的演进机理，主要以权力形态的更迭、权力意志的接续、权力景观的竞合三种形式得以反映。通过对这类遗产的界定，明确了“规划”与“遗产”的逻辑关系，为理解这一舶来的基本概念，提供了一种关联、互构，且由“分”到“合”的新视角。
“规划遗产”诞生于1975年，2019年后被引入国内进行了在地性研究，在舶来与内化过程中产生了对于本质、内涵等问题的探讨，以及如何对这一遗产形态进行识别与保护的相关思辨。目前，对规划遗产的研究仍处于理论争鸣阶段，既有研究将规划遗产界定为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象征性景观、建成遗产。在这一过程中，似乎与规划相关的一切历史遗存都可以被认定为规划遗产。对此，本文在既有研究基础上，对“规划塑造遗产的路径”及“遗产反映规划的方式”这一对关系分别展开论述，揭示二者的关联和互构模式，为规划遗产的理解提供一种新视角，以期进一步厘清其基本的概念范畴。
规划的本质是公共政策，也是一种对社会价值所做的权威性分配，其由政府制定、具有明确的目的、目标或方向。作为一种政府主导的行为，规划的实施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政治意识和权力形态的影响，并以此为基础实现对空间与资源的管控。以中世纪时期为例，当时几乎所有城镇（例如君士坦丁堡、佛罗伦萨）都由世俗或教会的统治者控制，统治者创建并保护城镇，城镇的所有土地都归其所有，居住者支付租金，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受统治者支配。关于这一点，美国历史学家朱迪斯·本内特（Judith M. Bennett）和沃伦·霍利斯特（C. Warren Hollister）在《欧洲中世纪史》中也有相应论述，这些城镇最初都受主教、教会或修道院管制，他们规划街道布局、筑起城墙并管理城市生产、生活。
在权力意识的指导下，规划作为一项工作、一门科学，相关工作也得以开展。实践性与科学性是具体规划工作中的关键属性。其中，实践属性反映于落地建设的过程，规划方案需要充分反映客观需求和实际情况，同时要按规划章程有序建设；而科学属性则反映为实践过程中的规划理性，强调以正确的指导思想、科学的规划方法和制度体系推进规划实施，以分配公共资源、维持空间正义、保障社会稳定。
权力意识在建成环境中的投影，关联了“权力”与“实践”这两个规划的基本行动，是理解规划遗产的第一要义。从规划实践的工具价值中，剥离那些被现实世界消解和异化的部分，找到规划根本性的、核心的价值组成。可以发现，规划以权力意识为起点、以科学布局和理性决策为中心，高效建构城乡空间、优化人居环境，相应的规划遗产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权力空间的特征——“定序”或“去序”。
城市作为权力与集体文化的最高聚集点，是一定时期内社会权力结构的表达载体，这一意识形态是“定序”与“去序”的源头。进一步而言，城市空间的秩序，则通过土地开发容量、类型与方式等土地利用形态，城市空间轴线、边界、节点所控制的空间形体关系，以及建筑控高、景观视域所控制的天际轮廓景观三个层面进行表达。这些历史建成环境中所展现的空间关系，是规划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城市权力空间的三种典型形态
空间关系，锚固了“科学”与“实践”这两个规划属性。对于城市而言，权力设计最原始的形式就是对城市土地的控制，土地利用方式是权力塑造规划遗产的“基底”，并进一步决定了形体结构、天际轮廓层面的权力空间形态。只有当绝对权力控制住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时，城市才有可能呈现完美且规则的几何形状。在这一“权力基底”上，中心、轴线与节点等要素，成为权力塑造空间的普遍方式。例如古典时期，纪念性建筑代表着中心，皇家广场中央的国王肖像象征着权力，清晰的层级关系控制着特定的公共空间。而位于透视中央位置的方尖碑，则保证了视觉结构的一致性，体现了当权者的核心地位。
城市空间中的形体关系设计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权力-空间”场域，在特定方向上建立了空间秩序的张力。如1957年科斯塔（Lúcio Costa）与尼迈耶（Oscar Niemeyer）规划的巴西首都巴西利亚，从山顶的电视塔，到政府主要权力集中的三权广场，规划了一条中央空间通道，以建构纪念碑式的景观轴线。1594年意大利佛罗伦萨的西格诺里亚广场（Piazza della Signoria）规划，则是通过竖立一座骑士雕像的方式，与街道形成对景关系。雕像及其装饰物可以提高“政权”的力量，即使被放置在街道的末端、而非轴线上，也可以扩大权力的影响范围。
权力空间的张力在天际轮廓景观的塑造过程中达到顶峰，新、老建筑通过制高点的对抗进行空间竞争，天际轮廓线也因此成为权力对抗的修罗场。以意大利为例，在锡耶纳，教堂统率着山头，坡下的豪华宫殿群则试图用高耸的塔楼来克服不利地形带来的景观落差；在博洛尼亚，天际线的制高点被12世纪早期阿西耐里家族斜塔拿下，众多教堂钟塔里夹杂着几座中世纪遗留下来的住宅塔楼，体现了家族、宗教权力对城市景观秩序的控制强度；与博洛尼亚类似，19世纪罗马的城市上空，也是大家族、教廷与自然的竞技场，美第奇别墅、万神殿、圆柱广场、路德维希庄园、卡比多利欧山丘等，共同构成了这一特定“权力空间”的形势与序列。随着工业时代的到来，高耸的工厂、烟囱、熔炉取代清一色的宗教及政治建筑，成为天际轮廓景观的主要构成部分。而当下，天际线则成为了金融资本的舞台，越来越多的高层建筑开始出现，并占据天际线的制高点。摩天大楼成为权力空间在城市的集中缩影——资本在市场中的沉淀，必须拥有凭证。一座座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通过向上生长，夺取“制空权”并彰显了新时期的权力空间关系，和旧城遗存下来的教堂、钟楼、市政大厦、工业厂房等，一起勾画了当下城市的天际轮廓景观。
18世纪博洛尼亚的天际线景观
19世纪罗马的天际线景观：家族、教廷建筑与山体环境的高度博弈
目前，对于规划遗产的理解，基本以非物质文化遗产、建成遗产为视角切入，但是这两者难以完整地承接规划遗产的价值。前者作为一种静态的“产物”，缺乏空间实践特征；后者作为一种由营造活动所形成的历史环境，侧重于具有延续性的“建造能力”，而非规划尺度下的价值属性。作为“权力”和“科学”在空间实践中的投影，规划遗产的形成与实践过程密不可分，这一过程是规划理念、方法“可视化”的关键。如果说权力与科学属性隐含了规划的价值，那么不断发展、动态演变的实践过程，则直观展示了规划的价值。
动态演变的实践过程对于理解规划遗产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空间层面的整体关联，还可以体现历史性城镇景观的历时层积。相较于其他遗产类型，规划遗产在某种程度上更体现为一种人居环境整体演进发展的“历史性城镇景观”，并在层积的历史信息、整体的建成环境、开放的界域关系三个层面得以反映。
首先，历史性城镇景观强调了层积的历史信息，这与规划遗产的核心价值不谋而合。201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6届大会通过了《关于历史性城镇景观的建议书》，提出了“历史性城镇景观”（Historic Urban Landscape）这一概念，即“文化和自然价值及属性在历史上层层积淀而产生的城市区域”。作为历史性城镇景观的城市区域，不是一次性设计出来的，而是逐渐发展而成的，它在与环境相互适应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种在地的人文景观。
历史性城镇景观这一概念较好地承接了“规划遗产”在发展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囊括了规划遗产的多元存在形式，并在一定程度上耦合了规划遗产的价值内涵。进一步来说，历史性城镇景观不仅是一种概念、一类保护对象，更被视为一种整体的保护视角与理念，历时态的层积与演进是其特征所在。与之类似，规划遗产反映了权力意识在城市空间建构中的能动作用，不仅体现了建成环境的空间关系（土地利用形态、空间形体组织、天际轮廓景观），还关注了营造建成环境的过程机制，即历史层积的方式与方法。其中，权力意识塑造各类空间关系的机理盘根错杂，规划遗产的演进过程也复杂多变。大量不可控、不可预测的因素，如宏观政策的改变、主政官员的接替、城市发展的转型、地理环境与气候特征、社会背景与政治形态等，都会影响规划的实践效果和空间表达，导致建成环境的千差万别。也正是因为规划遗产演进过程的复杂性特征，才赋予历史建成环境中更多的可能。因此需要立足于历史性城镇景观的概念内涵，在演进与层积的视角下，凝视其空间关系变化的机理。
城市往往以一种新旧交替的态势不断向前发展，有着自己的生命周期和文化积淀，也就形成了不同的“文化层”，使得城市空间在不断发展变化中可以维持基本的历史格局。以意大利罗马的庞贝剧场（Roman Theatre Pompeii）街区这一小尺度的规划遗产为例，可以进一步揭示层积的历史信息在城市空间中的体现方式。该地块是一个由古代圆形剧场转化而来的居住区，剧院倒塌后，居住区直接在剧院的原始基础上构建，形成了斜切的建筑和弯曲的街道格局。正因为居住街区层积了剧场单元的相关信息（位置、边界和形态），使得庞贝剧场这一消失的文化遗产没有完全堙灭，而是“有迹可循”。如果从既有的历史保护观念出发，“剧场”转化后的现代居住区因为不存在“遗产本体”而不具有保护身份，保护价值不高。但是在历史性城镇景观的视角下，后期居住单元的规划建设，尊重了历史边界，使得居住空间关联了历史痕迹，并成为一项街区尺度的规划遗产，展现了相应的历史文化空间价值。
由罗马庞贝剧场转译的居住街区：在历史边界内演化产生了新的空间功能
其次，历史性城镇景观侧重于自然与人文环境的融合，包括更广泛的城市背景及地理环境。与之类似，规划遗产往往是在大尺度的空间范围内建构并遗存的空间形态，在其营建及发展过程中，“文化”和“自然”两大要素得以融承。因此对于规划遗产的认知与界定，需要有自然环境和建成环境相结合的视角。相较于其他类型的遗产视角，历史性城镇景观更能体现跨越自然与人工环境、整合自然与社会资源的特点。
澳大利亚悉尼的哈比菲尔德（Haberfield）和卡斯特拉格（Castlecrag）两个地区作为自然环境与人文社会高度结合的代表，被提名为澳大利亚的规划遗产，以其为例作进一步解释。哈比菲尔德由理查德·斯坦顿（Richard Stanton，田园城市的倡导者）规划，被誉为世界上最早的花园郊区。作为澳大利亚郊区发展的典范，它是田园城市理论在澳洲的试验场，也是在理想主义、现实主义与实用主义的交融中所形成的地域景观。而坐落于悉尼北岸郊区的卡斯特拉格则禀赋了沃尔特·格里芬（Walter B. Griffin）的规划理念——为自然而建。其坐拥起伏的原生灌木林，远离城市喧嚣，氛围宁静，也因此成为澳大利亚郊区住宅形式的典范。在历史性城镇景观的视角下，对哈比菲尔德、卡斯特拉格等规划遗产进行保护，需要立足于“规划”的价值内涵，对自然与人工融合的建成环境进行统筹考虑，并在局部和整体两个不同尺度，分析历史城市的结构、形态和单元特色。在局部层面，需要保护历史建筑本体、建筑环境及建筑组合关系；在整体层面，则需要保护相应的空间关系和建构逻辑，以明确规划尺度上的遗产应涵盖的必要内容。
最后，历史性城镇景观超越了“历史中心”或“整体”的概念，体现了开放和关联的空间关系，并从较大空间范畴界定了特定环境中的遗存。这种研究尺度不仅包括时间层面的历史层积，更侧重空间关系的有机联系，启发了关于规划遗产界定的思考。
需要明确的是，规划遗产作为一种典型的活态遗产，其轴线的生长、天际线的演变、边界的显现和消隐等，都体现了权力空间的更迭，也为规划遗产在时空进程中的发展演化奠定了基础。其中，作为规划遗产核心组分的空间关系，其存在形式表现为“有域无界”，边界开放和动态生长是其重要特征。与其他类型的建成遗产有较为清晰的保护范围不同，规划遗产的保护边界并不一定明确，但中心、节点、轴线等结构要素清晰可辨。
以1954年武汉市第一版总体规划为例，规划指出“希望开辟一条贯穿武汉三镇的城市主轴线，将三镇空间连为一体，以建构一条较为完善的城市轴线体系（中山公园—人民广场—集家嘴—武汉江边—中南行政广场—珞珈山高等文教区）”。但因忽视武汉三镇在空间结构与布局层面的差异，最终仅实现了中南行政广场片区（现洪山广场）的设计，其余部分则基本未能实现。这一规划遗产反映了特定时代背景下，人们在开放的大尺度空间中，对于城市轴线与大广场的偏好，凝练了特定时期的集体记忆，需要在当下的城市空间中进行基本的价值认定。因界域的开放性，对于这一规划遗产的保护，很难划定一个确定的保护范围和边界。但可以确定的是，从珞珈山高等文教区到洪山广场浓缩了未完成的城市轴线所体现的空间关系，是这一规划遗产的保护核心。未来或许可以通过城市设计或公共艺术等其他形式，对这一轴线关系进行强化。
武汉城市轴线作为一项规划遗产：整体规划设想及实际建成部分
通过上文对规划塑造遗产的路径、遗产反映规划的方式进行探讨，可以发现规划遗产的保护，需要立足动态演进、关系建构和边界开放的视角，并对“层积-历时”的历史信息进行系统梳理、对“人工-自然”的整体建成环境进行关联保护、对“定格-延展”的空间界域关系进行有效识别，以体现“规划”与“遗产”的内涵关系，最终明确规划遗产的关联互构逻辑。在此基础上，下文对规划遗产的演进机理进行总结，以进一步反映权力意识与空间关系如何在整体层面反映规划遗产的价值。
“规划”与“遗产”的关联互构逻辑
首先，是权力形态的更迭，促使空间转译，形成景观文化叠加，这是规划遗产典型的空间表达方式之一。无论是古代城市在营建过程中将前朝遗迹付之一炬、改弦更张的举动，还是权力主体的易位、权力形态的转变，都会导致景观要素的锚固与层积——已建成的城市空间在更新过程中，会以某种形式遗存下来，而非完全消失。
例如古城墙作为历史城区的边界，随着城内空间的蔓延与扩张，大多被拆毁。权力主体在规划决策过程中，以城市发展为导向、以开发建设为纲领，突破了城墙的空间束缚。城墙被拆除后，这一边界要素大多转译为城市内环路（如法国巴黎和浙江宁波老城）和墙屋（如阿塞拜疆巴库古城），小部分转译为环城绿地（波兰古城克拉科夫、安徽合肥古县城皆是如此）。古城墙的拆除，是权力控制下的结果，其转译的几种形式，则体现了权力形态对于城市空间的规划导向。空间转译过程中，耦合了旧的城市边界和新的空间要素，实现了不同时期城市空间要素的叠加，为规划遗产跨越时空的对话创造了可能。
阿塞拜疆巴库古城的规划遗产
其次，是权力意志的接续推动了空间生长、延伸，从而拓展了历史景观格局。在城市建设过程中，其权力主体与权力部门会发生变化，但权力意志可能会一直发挥作用。例如对于某个空间发展政策的始终坚持或某个早期建设规划的认可，在其指引下，城市空间格局会朝着既定的方向缓慢生长，而非嬗变、扭转。因此，已有雏形的城市历史景观格局将会不断延伸、拓展，从而形成动态发展可持续的规划遗产。
例如北京的城市中轴线，北至钟鼓楼、南至永定门，直线距离长约7.8 km，是中国古代城市规划中礼制尊崇的产物。1276年，元大都建成，北京市中轴线由此发端。明清北京城基本按照元代的中轴线对称。1750年，永定门工程全部完成，中轴线南延至此，形成南起永定门，北至钟鼓楼的北京中轴线。在历史城市不断向外拓展的过程中，中轴布局的空间发展决策并未改变，城市轴线也在持续生长。1949年后，天安门改造，强化中轴线的政治地位，城区至南苑道路被打通，中轴线南延。1990年的北京亚运会和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使得北京中轴线再次向北延伸，不断生长。直至今日，这条中轴线作为延续几千年仍生生不息的规划遗产，串联了大兴国际机场、国家体育场（“鸟巢”）、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等当代城市标志，南北引伸、一贯到底，成为城市“历史之径”的关键性载体。
北京中轴线项目的遗产内容：一项持续生长的规划遗产
当代的城市空间建构显著渗透着权力意识，凸显了权力主体在政治经济上的地位——宽旷的广场、巍峨的博物馆、华丽的剧院，一切都让城市的核心地带显得如此“集中”，这是规划的作用。因此，当对于权力的认知，由自然环境扩大至人工环境主导的城市空间中，这一权力空间形态就在人文景观的层面得以呈现。即使权力主体经历了数轮更迭，但如果相似的权力意志与空间决策得以接续，那么一以贯之的空间关系也可稳定发展——不同时期的建构筑物在历时演变中得以共现，虽差异并置，却不冲突。
最后，城市空间作为权力竞争、合作与协调的结果，在历史演进过程中塑造了风貌拼贴的规划遗产。
以天际轮廓景观为例进一步解释。在工业革命来临之前，与宗教和政治权力相关的建筑是城市天际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教堂的钟楼高高耸起，市政府大厦组成了表示官方权力的政府建筑群，政权与教权成为天际线景观的建构主体，就像伯鲁乃列斯基（Filippo Brunelleschi）大教堂圆顶出现于佛罗伦萨的中世纪环境中那样。中国古代城市的规划建设也是如此，山西的新绛古城至今仍较为完整地保存了隋朝的园池、唐代的大堂、宋代的文庙、元代的鼓楼、明代的钟楼、清代的安子巷、民国的天主堂，各时期典型的空间要素作为时序中的刻度，在天际轮廓景观上得以呈现，塑造了这一跨越千年的规划遗产。在权力竞争与转换的情况下，天际线上新入主的权力主体会寻求某些特殊的手段，将自己与过去的历史区别开来。例如法国历史上的某些政党为了转化意大利城市的天际线，也曾提出过一项“利托里亚塔”（Torre Littoria）方案，希望改变当时的天际线格局并企图树立自身的地位，虽然这种臆想最终未能实现，但足以体现权力主体竞争对城市天际轮廓的影响。
通过辨析“规划如何塑造遗产”及“遗产如何反映规划”这一对问题，在权力空间和历史性城镇景观的视角下，对规划遗产这一遗产概念进行了解读，为其概念界定与认知提供了一个解释框架。研究认为规划遗产以权力意识为原点、以历史性城镇景观为导向，以空间关系为核心，层积的历史信息、整体的建成环境和开放的界域关系是其内涵所在。作为一种“可生长”的活态遗产，从规划到遗产的演进机理，主要有三种形式：其一，是权力形态的更迭，促使空间转译，形成景观文化的叠加；其二，是权力意志的接续，推动了空间生长、延伸，从而拓展了历史景观格局；其三，是权力景观的竞合所形成的空间割据，塑造了拼贴的城市风貌环境。如何对规划遗产的空间范畴、保护范围进行界定，并探讨本土化、地方性的规划遗产保护逻辑和研究范式，还有待进一步探索。
引用本文｜张杨. 规划遗产：一种权力空间引导下的历史性城镇景观[J]. 新建筑，2023（6）：15-20.
文章来源：新建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