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1917年颁布的《国立大学职员任用及薪俸规程》规定大学职员分为正教授、本科教授、预科教授三等，其中一级正教授月薪400元，二级正教授380元，一级本科教授280元，二级本科教授260元，一级助教月薪120元，助教的最低月薪50元。和上海相比，北京物价低廉，服务过剩。20世纪20年代，在北京，对于一般较为有钱的知识阶层来说，全家每月必需的生活费，包括伙食、房租、交通等费用，80元已经很宽裕了。教授讲师们的收入普遍在200元以上，能够盈余很多钱来购买中外文书籍报刊，并且能够从经济上提携后起之秀和自费出书。一个大学教授的工资除了抚养五口之家外，还能请得起五个佣人。1917年，胡适被聘为北京大学文科教授后，在致母亲的信中写道：“适在此上月所得薪俸为二百六十元，本月加至二百八十元，此为教授最高级之薪俸。适初入大学便得此数，不为不多矣。他日能兼任他处之事，所得或尚可增加。即仅有此数亦尽够养吾兄弟全家，从此吾家分而再合，更成一家，岂非大好事乎！”陈援庵教授兼了许多职，每月收入上千元。曾任中央研究院评议会评议员的李书华，1922年至1929年间在北京大学任教授，据他回忆，北京大学教授的待遇最高薪是每月280元，也有每月260元或240元的，即便是助教的薪水，大概每月也在五六十元至一百多元之间，北京的物价比较便宜，一个小家庭，每月几十元即可维持，“如每月用一百元，便是很好的生活，可以租一所四合院的房子，约有房屋二十余间，租金每月不过二三十元，每间房平均每月租金约大洋一元，可以雇用一个厨子，一个男仆或女仆，一个人力车的车夫；每日饭菜钱在一元以内，便可吃得很好。有的教授省吃俭用，节省出钱来购置几千元一所的房屋居住；甚至有能自购几所房子以备出租者”。这些事例表明，当时教职员群体多半能够获得比较优厚的经济收入，从而维持较高的生活水平。在所查阅的资料中，涉及蓄婢家庭的教职员也多为大学教授或教员，如“北大教授”梅壁新，“学校教员”林瑞堂，“众议院议员、中国公学大学部校长”黄云鹏，“大学预科北京师范学堂教习”谬承金、“中华大学校教员”徐世藻，等等。他们虽然不像上层阶级那样豪华奢侈，但也不像体力劳动者和城市贫民那样一贫如洗。他们有足够的收入，蓄养得起婢女。
第五，“专门职业技术人员”主要指律师、医生、技师、会计师等，占3.4%。他们是经过系统学习、具有某一专业的相当知识、职业生涯相对独立的近代新式知识分子。1912—1926年，北京律师业发展迅速，在这15年中，北京共增加律师735人。1933年，北京的律师达868人之多。律师作为一种现代职业，虽然其收入会因案源的多寡而具有不稳定性，但其收入还是比较高的，基本处于社会中等以上的水平。曹汝霖回忆民国初年他刚当律师时，除“照章公费外，不计较酬报，听当事人之便”，后来有一个案子，被告人一审被判死刑，二审维持原判，被告人不服，上告到大理院，请他辩护，结果原判撤销，改判无罪，被告人全家对他感激涕零，“因家贫，送些土特产表示谢意”。此后，他即“声名远扬，门庭若市”，他也“不管案件大小，来者不拒，每月收入，绰有裕余”。当袁世凯请他担任外交部次长时，他因家贫母老托词，袁问他“当律师月入几何”时，他回答，“不能预订，只因不计较酬报，月只可二千元左右”。在北京，这种收入绝对是富户了。同样，作为自由执业者，医师可以采取灵活多样的职业方式，获得较为富足的生活。上海常有绑架、抢劫医师的案件发生，如“工部局西医老勃生，于本年一月三十一号下午二时四十分，驾坐自雇汽车，行径沪西哈同路南洋路口，突被劫匪四人跃上汽车，出枪恐吓，劫去银洋二百余元，金表一只，皮包一只，内有银行支单等物”，以至于一些有财产的医师“非经人介绍不肯出诊”。这从侧面可以反映出，当时医师的经济收入普遍较高，以致遭到歹人的觊觎。有学者曾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自由职业群体的收入进行过比较，结果显示医师的收入最高，为300～3000元，律师排第二，为300～2000元，然后为新闻记者、大学教授等。北京与上海虽有城市之间的差异，而且目前没有资料能够反映出民国时期北京的医师群体的收入情况，但作为同一个群体，其收入水平不会相差太远。由医师、律师、会计师、新闻记者、职员、教员等所组成的数量庞大的群体，虽不能与官僚、资产阶级等上层社会相提并论，但也不能与产业工人、苦力等社会下层混为一谈，他们与这两极均有一定距离，属于社会的中间阶层。在社会中间阶层中，医师、律师的收入又是最高的，这样的收入水平不仅为他们提供了较为优越的生活条件，奠定了他们在社会中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也为他们买卖婢女提供了一定的经济基础。例如，北京秀贞女医师开设有秀贞女医院，家有婢女5人。
第六，由于教育与行政职位间的紧密联系，以及最高等考试必须在北京考场中举行，北京成为近代中国的教育政治中心。尽管民国后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但北京依然保持着这种地位。几乎所有近代高等学府，都位于北京或北京附近。
和其他城市相比，北京拥有更多高等院校的学生。一些有一定经济基础的学生来北京求学时，会携带婢女随同伺候。例如，张一民，甘肃人，23岁，在基辅大学读书，带着一个婢女秋魁伺候他。邹杨氏20岁，江苏人，在“东裱褙胡同九号”居住，丈夫邹明鉴在朝阳大学念书，她带着婢女桂香一同在北京生活。一位学校老师曾谈道，有一个富家小姐来北京上学时，带来了两名婢女，这两名婢女也去学校上课，实际上是学校的成员，但她们来学校的原因却令人费解，后来才发现她们在晚上充当主人的暖脚炉，“一只脚一个”。
朝阳大学大礼堂
第七，蓄婢家庭中还有一些其他职业类别，如银行职员占2.4%，铁路职员占4.2%。例如，周秀峰在交通银行当办事员，每月挣45元，有1个婢女，叫周凤琴。“特殊职业”主要指坤伶、娼妓等，占1.8%。比如，李张氏曾在“前门外四海小班混事”，用40元买婢女素秋使唤；张赵氏曾在“青岛混事”，买了两个婢女喜儿和张福儿，“三年前与张玉盘从良后，即携带使女来京，两个使女平时伺候我甚好”。
第八，“一般”主要指会馆看门人、厨子等，如袁世凯时期的“公府厨役”许海山、“汉中会馆看馆人”刘子卿，等等。
值得提出的是，“王府”中蓄婢的情况不占优势，仅占1.0%。由此看来，旧日世族遗老并非是社会舆论中的蓄婢主体。
要准确统计蓄婢家庭的籍贯是一件很难的事情，表22是根据现有资料所做的大致统计。
在1900年以前的200余年间，清王朝为了“肃清辇毂”，对京师实行严格的人口控制，城市人口增长缓慢。随着城市的发展、就业机会的增加，清政府对外来人口的控制管理也逐渐从严格限制转变为逐步放松乃至自由开放。1900年以后，北京城市人口迅速增加。民国以后，由于城市间人口流动的加强，大量移民涌入北京，使得北京内外城人口不断增长。据北平市公安局统计，1929年，北京内外城人口共计919 887人，北京本地人口只有386 075人，北京本地人仅占全市人口总数的七分之三，其他七分之四的人口都是外省移民。其中以河北人数最多，其后依次是山东、山西、河南、江苏、浙江、安徽、湖北、广东、湖南、福建、四川等。他们中有一部分人在北京生活了多年，甚至有的人在北京生活了几代，但是他们和原籍总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中有些人会将在原籍买的婢女带来北京，有的会直接在北京买卖婢女。一些卸职的非京籍官员，也到北京赋闲，携同家眷、婢女一同来京生活。前文中提到的一些军人也将家安在了北京。
说明：由于行政区划有变动，为便于统计，籍隶“直隶、河北、天津”的均统计为河北籍，“北京”主要包括顺天、京兆、北京市（北平），籍隶“上海”的统计在“江苏籍”内。下同，不再一一说明
表2.2的统计结果显示，1912—1937年，在北京地区的蓄婢家庭籍贯中，广东籍家庭有37个，包括上海在内的江苏籍家庭有36个，分别占总数的12.1%和11.8%，位居第一和第二；包括直隶、河北、天津在内的河北籍家庭有26个，占总数的8.5%，位居第三位；其次是安徽、湖北、河南、四川、北京、浙江、湖南、山东、福建、贵州等省份，包括顺天、京兆在内的北京籍家庭有18个，占5.8%，位居第八位；外国籍家庭有两个。蓄婢家庭籍贯未详者未统计在内。
从整个统计结果可以看出，在1912—1937年北京地区蓄婢家庭中，外省籍家庭占了绝大部分，北京籍家庭处于较为弱势的地位。
如果拿北京蓄婢家庭群体的籍贯分布与北京居民的籍贯分配进行对照的话，二者并不完全一致。依据1929年的统计，广东人在北京的总人数并不占优势，但在蓄婢家庭籍贯统计中却稳居榜首。因为在康熙年间，广州、苏州等地高价“买人”的风气就很盛行，从而成为特殊的人口贸易市场，甚至兴起专门蓄养奴婢的行当，以满足贿送权要或自己生活的需求。无论是宦界商贾、军界要人、知名人士，抑或是平民百姓，大多都蓄有婢女。近代以来，广东虽然是全国首开风气之地，但蓄婢之风并无消减。广东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较为丰富，处处充满了世俗享乐的情调。这种“享乐意识”也促使民众存有对婢女的需求。加之广东商品经济发达，逐利和奢侈的风气弥漫整个社会。蓄婢不仅是供使役的问题，还有从中赢利的目的。因为相对于中原文化来说，广东所属的岭南文化中的“重农抑商”意识较弱，广府文化具有重商性的特点，尤其是进入近代以后，国内外商人云集，使得广东对外经济交流更为频繁。发达的商品贸易促使“女性商品”的形成，婢女买卖更为盛行。这也是居住在北京的广东籍家庭的蓄婢情况位于榜首的原因。例如，广东人萧隐公先在“审判庭任推事”，赋闲后准备回广东原籍，家中的4个婢女已经被他带回广东3个，另一婢女秋香，为宛平县人，是萧隐公在北京所买，秋香害怕被萧姓带到广东后转卖，乘在门前闲站时赤脚跑出，跟随一帮拉骆驼的人跑回家中。在北京的广东人多蓄婢女，在上海也是如此。上海华界100万人口中，有1000多名婢女，租界有2000多名婢女，“尤以粤籍居户占最多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