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受战争影响，维特根斯坦和罗素的联系中断了近四年。在战争的最后一年，罗素在监狱里写作了《数理逻辑导论》，其中有一则脚注：“我过去的学生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向我指出‘重言式’对定义数学的重要性，当时他正研究这问题。我不知道他是否解决了这问题，甚至不知他是死是活。”维特根斯坦还活着，在被意大利人俘虏后的
1919
年
2
月，二人重又联系上了。而
1917
—
1918
年的冬天，《逻辑哲学论》开始最终定型。
1918
年对维特根斯坦来说是非常艰难的一年，因为他得知挚友大卫·品生特在一次飞机失事中遇难。他在给大卫母亲的信中写道：“我刚刚做完了在剑桥就已着手做的哲学工作。我一直希望能有一天拿给他看，在我心里这工作一直与他相连。我将把书献给他，以志怀念。他一直对它有很大的兴趣；我得有快乐的情绪才可能工作，而我的绝大部分快乐情绪都多亏了他。”
传记指出，“此书的最终模样是维特根斯坦自
1911
年首次到剑桥后的写作的高度浓缩的精华。其中的各条论述是从一系列手稿（也许是七卷）里挑出来的，都编了号，构成层级……”而且，维特根斯坦认为，此书的伦理含义和它在逻辑理论上的含义同样重要。
刚完成此书，他便把它送去了出版商雅霍达那里。
1918
年
9
月末，他仍未等到出版商的答复。
10
月
22
日，他写信给伊格尔曼：“我极不愿写信向他询问，对这做法克制不了地厌恶。魔鬼知道他正对我的手稿做什么。若你哪天去维也纳，请大发善心找找那个该死的下流胚，然后让我知道结果！”几天后，他得知雅霍达不能出版此书。
与罗素重建联系后，维特根斯坦寄去明信片，背面写道：“我已写了一本书，我一回到家就会出版。”未久又寄去一封长信：“
1918
年
8
月我写完了这书……我把手稿带在了身边……我一回家就会出版它。”
维特根斯坦在意大利收到了罗素的《数理逻辑导论》，读后，他答复道：“简言之，我恐怕很难跟你达成任何理解。我可能尚存的一点点希望——你多少能理解我的手稿——全部破灭了……现在我比任何时候都更急切地想看到它付印。不得不身陷囹圄，拖着完成的工作原地转圈，而且看到外面的自由之地毫无意义，这是多么糟糕！而想到即便付印也没人会理解它，这也一样糟糕！”罗素则劝慰他：“别气馁，最后你会被理解的。”
从战俘营回家没几天，维特根斯坦便带着此书去见出版商威廉·布劳穆勒。他写信对罗素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