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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16岁就来到了泰国，但是严彬始终关注着中国市场。1989年，他曾和中国某部委下属企业在曼谷合作投资了两栋楼。此后，严彬回到中国，做了很多投资项目。
许书标所看重的，正是严彬了解中国市场，并善于疏通关系。
在正式进入中国市场前，双方先于1995年3月27日成立了红牛维他命饮料（泰国）有限公司（下称“泰国红牛”）。泰国红牛是一家单纯的持股公司，至今没有其他资产。许氏家族和严彬的持股比例分别是68％和32％。
1995年12月25日，红牛维他命饮料有限公司（下称“中国红牛”）在深圳注册成立，注册资本为400万美元，许氏家族和严彬的持股比例分别是54.24％和45.76％。值得注意的是，工商信息中所写的经营范围是“生产经营各类食品及饮料；产品70％外销”。这说明，当时红牛饮料的生产和销售依然没有受到中国官方认可。
事情在两年后出现了转机。1998年9月30日，中国红牛在北京重新注册，这次它由外商独资企业变身为当时北京最大的中外合资饮料企业之一，注册资本增加至5602万美元。作为“特殊用途饮料”，红牛饮料可以名正言顺地生产、销售了。
许氏家族的代理律师告诉《财经》记者，这一“名正言顺”主要与原中国食品工业总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李若明有关。在中国红牛的这次变更中，李若明以副董事长的身份加入了董事会，直至2015年10月退出。
此时，合资公司扩展至四个股东，它们的持股比例分别是：泰国红牛占88％，北京市怀柔区乡镇企业总公司(怀柔国资委独资国有企业)占1％，英特生物制药控股有限公司(许氏家族独资公司)占7％，环球市场控股有限公司（严彬独资公司）占4％。折算下来，许氏家族和严彬的持股比例分别是66.84％和32.16％。
也许是对严彬迅速撬开中国市场的满意，以及在股权方面占了绝对优势，许书标给予严彬充分信任。除了在董事会中占有一个席位外，他把中国红牛的所有事务全权交由严彬安排。
2012年，许书标在曼谷病逝。
在严彬的努力下，中国红牛快速发展。根据快消行业权威数据调研公司Euromonitor的资料，2014年－2016年，红牛在中国的销售额分别为人民币169.03亿元、201.15亿元、221.63亿元；红牛在全球的销售额分别为107.81亿美元、120.88亿美元、123.72亿美元；按当年汇率折算，中国红牛占红牛全球的份额分别为25.52％、26.72％、26.97％。
但是，许馨雄告诉《财经》记者，中国红牛在2015年之前、长达20年时间内从未开过一次董事会，作为第一大股东，许氏家族至今未拿到过一分钱分红。
另一股东怀柔区乡镇企业总公司负责人也说，他们仅在2002年－2003年收到过60万元人民币的分红。
许家和怀柔方面都不知道中国红牛准确的销售额和利润率，这些数据只有严彬方面掌握，从未对外公布。但中信证券研究部曾发布研报称，中国红牛2015年的营业利润率在27％左右，在能量饮料市场的占有率高达75％。
许家代理律师曾多次与严彬开会。他告诉《财经》记者，严彬开会时特别强势，常常说完自己想说的话就走了，扔下一屋子人面面相觑。偶尔，他会和许馨雄单独沟通，其他人都不得入内。对自己的下属，严彬是说骂就骂，有一次开会，他甚至把文件摔在了其副手的脸上。
47岁的许馨雄留给《财经》记者的印象则是一个家教良好的富二代——衣着精致、举止优雅、言辞温和。在叙述那些听上去让他义愤填膺的场景时，也从不使用攻击性词汇。
中国红牛的另一个当事方、怀柔区乡镇企业总公司在中国红牛持股只有1％，但以中国红牛的销售额和利润率，近20年下来，其股东权益也应不菲。然而，和许氏家族不同，怀柔方面从未积极追索过自己的股东权益。
严彬看起来与怀柔区关系密切。在公司成立初期，怀柔区为中国红牛提供了低价土地、1500万元左右的资金支持。中国红牛则为怀柔提供了就业机会，也始终是区里的纳税大户。
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何在整个事件中，怀柔方面始终显得置身事外。
对第一大股东许氏家族而言，既然合资公司长达20年不开董事会且无分红，为何直到近两三年才开始主张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