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役59年，重庆首座长江大桥“退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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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贻荪回忆，白沙沱长江大桥修建前，由于长江天堑的阻隔，从川渝运往滇黔桂等地的大批物资，到了铜罐驿火车站后，还得由人工搬运到冬笋坝长江北岸，装上轮渡横过长江，至南岸猫儿沱港务局码头后，再用人力或绞车拖上岸，通过几番转运，方能装载到川黔线赶水段的火车上。

而从南面各省运到川渝的大量物资，也得在猫儿沱港口下货，用船渡过长江，再通过冬笋坝码头，转装到停靠在铜罐驿火车站的一辆辆货车上。

“这在当时属于超大型施工，建国之初、百废待兴，修建这样一座大桥施工的难度和过程之艰难，可想而知。”孙贻荪说，“为了西南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可见国家下了多大的决心”。

1953年，在邓小平的亲自过问下，专家经过慎重选址，几经商定后，把重庆的首座长江大桥位置确定在一江相隔的巴县小南海白沙沱和江津县珞璜镇。

建设中克服重重困难

白沙沱长江大桥正式动工后，在政府的号召下，一群十七八岁的少年，打着铺盖卷、提起脸盆相聚重庆。

孙贻荪就是其中之一。此前，他刚刚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到过上甘岭。

“大桥的修建过程可以说是在黑暗中摸索前行，是靠着大家不分白天黑夜地干出来的。”工作伊始，孙贻荪和同事们就遇到一个难题。成渝铁路和白沙沱大桥，立体交叉，落差很大，如何解决两者之间的高度问题？

工程人员也是开了“脑洞”，修展线盘旋而上，逐渐升高，抵达桥头。“这样的设计在今天看来似乎不足为奇，在当时可谓是创举，是从詹天佑的京张铁路，采用长度换高度的人字形线路设计中，受到的启发。”孙贻荪说。

“当时我们每天两班倒负责一个桥墩的施工，早上6点干到晚上6点”。孙贻荪表示，生活条件也十分艰苦，白米饭供应不够，有时候要靠包谷渣子饭充饥。

后来，工程部的负责人找了时任重庆相关领导，从原重庆罐头食品总厂特批了1000个罐头给修桥工人，解决了粮食的供应问题。

雷飞良也是1958年就参与了桥梁建设，他主要负责安装桥梁枕木。“那个时候我们没有太多的设备，都是靠双手架设枕木，上紧螺丝。”雷飞良说，自己第一次上桥时，面对脚下滔滔的江水，心里有点“虚”，“从高处往下看，船小得很！”

秦自忠是电工，负责铺设桥面的电缆。缺人手的时候，他也干过划线工。秦自忠说，桥身是由钢结构拼装而成，划完线还要焊接工焊接。钢板有厚有薄，他有时需要爬上去划线，脚手架够不着的时候，还得踩着人上去。

“当年，我们在江面上放置了多盏探照灯。”秦自忠介绍说，平均每两座桥墩就有8个探照灯环绕，上游4个下游4个。“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探照灯把夜空点缀得十分美丽。”

在这帮“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年轻人眼里，修桥铺路也是别样的浪漫。比如，烧得通红的铆钉，下面的人要扔给上面的人。如果没有接住，碰到身体，皮肤会被烫得通红。可那些在夜空中飞舞的的铆钉就像流星一样，成了工友们最美好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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