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郑念随任外交官的丈夫一直在外漂泊。
她的女儿,就出生在澳大利亚。
1949年,反其道而行,
郑念毅然随夫主动回到上海——
为新中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郑康祺曾受聘为市长陈毅的外交顾问,
后出任英国壳牌石油公司上海分公司总经理。
壳牌石油是1949年后唯一特批留在大陆的西方石油公司,
在当时石油产业基础薄弱的大陆起到了重要作用。
1957年,丈夫患癌症去世,
郑念接着担任英籍总经理的顾问。
那时的上海不能说一片狼藉,
但也可谓百废待兴。
只从服装上就可见一斑:
中山装和列宁装成了风靡一时的“时尚”
无论男女老少。
这跟穷有关,但也是那时的时尚。
一些有钱的人,为了不与大众趣味脱离,
也只能跟风穿。
但郑念,似乎没有这种觉悟,
她试图保持自己的生活方式——
只穿旗袍,家里陈设明清古董,出门有车接送。
她在上海的家,
被一位老朋友称作是“这个色彩贫乏的城市中一方充满幽雅高尚情趣的绿洲。”
连郑念自己也对自己家充满自豪感:
“我的居所,虽则称不上华厦美屋,
但就是以西方标准来说,
也可属于趣味高雅的了。”
郑念并不自知,这种努力本身,
是对一律化生活方式的抵抗,
在不久的将来,这种抵抗,
将让她接受命运的蹂躏。
1957年,丈夫去世后,
郑念不得不独自一人照顾女儿。
那年她42岁。
历史的大潮已几起几落,
失去了丈夫这个依靠,郑念却依旧孑然从容,
有意无意与浮躁的社会疏离着。
她家有丰富的唱片收藏和唱片机。
平常工作之余,就和女儿梅平躲在家中听唱片,
也乐于邀请女儿的朋友来家中一起欣赏。
但平静的日子,总是很短暂。
终于在1966年一个闷热的清晨,
郑念被裹挟着进入了这场历史风波的中心。
只是,在预感到风暴临近之时,
郑念并未慌乱。
先是早上,面对两位不速之客,
“我故意把步子放得悠闲缓慢,
极力做出镇静自若的神态。”
中午,郑念被迫参加了一场批斗会。
晚上,家里的佣人很为她担心:
“你这样孤零零一个人,我们真不放心你。
假若先生还在世,那就好了。”
“谢谢你,陈妈。谢谢你对我的关心。
告诉老赵和厨师,不要为我担心。”
嘴上说不担心,但她确实想念丈夫了。
“自他逝世后,我这还是第一次,
不为他的去世惋惜。
谢天谢地,他不在了。
否则,他必然难逃一场凌辱和迫害。”
她想起了亡夫,却不是哀怨命运,
反是为丈夫庆幸。
她51岁了,毕竟还是一个女人,
可在面对可能随时把自己碾得粉碎的风暴面前,
优雅从容,紧张但不畏惧——
命运或许如刀,那就让我来领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