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历史只是为了记录真相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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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别忙着下结论。如果你自己去看《新唐书》，宋祁主要是负责《列传》部分的写作，这个问题还真是挺严重的。

举个例子，比如写一个人把门锁了，然后把铁融化了倒在锁眼里，让人打不开门。同样这个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里写的是“手锁其门，熔铁锢之”，很好懂，即使是文言文水平一般的人，看着这几个字应该也不难理解。但是你看宋祁在《新唐书》里是怎么写的：“液金以完鐍（jué）”。

“液金”，就是把金属变成液体，“鐍”是锁，完鐍，就是让锁变完整，什么意思？哦，就是把金属溶液倒进锁眼里，让它变成个铁疙瘩。要不是同样的意思被同样是宋朝人的司马光也写了一版，我们差点以为文言文本来就这么难呢。奇怪，宋祁为啥非要这么写文章？写书人何必为难读书人？

据说就连欧阳修，也去开宋祁的玩笑。有一次，欧阳修跑到宋祁家里，在墙上写了几个大字：“宵寐匪祯，札闼洪休。”宋祁看半天说，这不就是“夜梦不祥，题门大吉”，一个人夜里做了个不祥的梦，然后就跑到门上写了上上大吉？何必非要标新立异，写得那么难懂呢？欧阳修说，那你看看你《新唐书·李靖传》里的这句：“震霆不暇掩聪”，不也是这么难懂吗？

啥意思？换个说法你秒懂，迅雷不及掩耳。震霆不就是迅雷吗？不暇，不就是没时间、来不及吗？掩聪，聪不就是耳朵吗？迅雷不及掩耳多明白，宋祁为啥非要“震霆不暇掩聪”呢？

是啊，宋祁为啥非要这么写呢？

这个地方，我顺便强调一句，我读历史，对自己有一个要求：不管看到什么现象，都决不要归因于古人傻，或者是古人坏。如果觉得自己在智力和道德上比古人强，读书读出了优越感，读出了一身的骄矜之气，那还真不如不读。同样道理，宋祁之所以把《新唐书》写成这个样子，绝不会是因为他写文章的能力不行，一定是另有原因。

其实跳出来一看就明白了：这是因为矫枉过正。宋祁这种遣词造句的风格，是因为他在反对骈文的路上走得太远了。人有时候表现出来的奇怪的姿态，不是因为他出了什么问题，而往往是因为它在抵抗、在反对另一个东西的时候，太过用力而已。

宋祁生活在古文运动的潮流中，从唐朝的韩愈、柳宗元开始，直到宋朝的欧阳修、苏轼才完成，那是一个持续了300多年的文风改革过程。在《文明之旅：1057》，我们简单讲过它的脉络。古文运动的主张是什么？反对浮华的骈文，主张写散文。但是你想，反对浮华，就会往质朴无华的路子上走，一旦矫枉过正，就很容易变成晦涩难懂。比如韩愈的文风，就有点“奇险怪涩”“佶屈聱牙”。

宋祁其实也是这场古文运动中的一员。他反对骈文到什么程度？他在编《新唐书》的时候，居然把唐朝所有的朝廷诏令，全部都删了，就因为唐朝的这些文件是用那种对仗的四六句骈文写成的。要知道，二十四史里的《史记》《汉书》，都大量保存了原始的朝廷诏令啊。宋祁不管，不能让这种唐朝的歪风邪气吹过来。说删就删。那如果有的骈文表达的信息很重要呢？宋祁的办法是，那我就用散文替古人再写一遍。至于是不是原话，不重要。说改就改。

在宋祁、欧阳修这些人看来，《新唐书》不仅是一部史书，还是搞文风改革的一片试验场。《新唐书》的很多问题，其实根子就在这里。不是不会写，而是偏偏就要就这样写。

比如，欧阳修在古文运动中，特别强调文风要简洁。他负责写作《新唐书》的“本纪”部分，也就是皇帝的传记，为了体现文风简洁，《新唐书》本纪的篇幅还不到《旧唐书》的三分之一。怎么样？欧阳修艺高人胆大，《旧唐书》写的啰里八嗦的事情，用三分之一的字数，一样能说清楚。但是，有人就批评了，这是简洁，但删了很多的关键信息啊。比如，一件事情，光写年份，把原来人家《旧唐书》里面的那个春夏秋冬都给删了。就为了省那一个字，后来读历史的人，很多重要的时间线索就没了。

再比如：《旧唐书》里面原本有这么一段记载，武则天问狄仁杰，朕要一个好汉，你有推荐的人选吗？到了《新唐书》这里，这个表述就改了，可能是觉得“好汉”两个字太粗俗了吧，改成了武则天说朕要一个“奇士”，奇人异士。虽说是文雅了那么一些，但是代价呢？唐朝人口头时候说话的那种生动感，就没有了。

《新唐书》类似的问题还有很多。这些问题的根子都不是因为编写水平，而是因为宋祁、欧阳修们有一种强烈的风格主张。你想，自己写的文章可未必能传之后世，而为朝廷编写的正史，那传下去的概率就高太多了。他们要在这来之不易的一亩三分地上搞各种书写实验，要让千秋万代看看，什么才是好的儒家文风。

至于对后世的历史研究者来说，这部《新唐书》好不好用，普通读者觉得它好不好读，这不是他们首要关注的问题。就像法国哲学家鲍德里亚说的，写作嘛，“日常语言是一只家禽，写作就是要把它重新变回野种。”把风格彰显得足足的，让后人都感受到这种主张的力量，才是他们的追求。

他们这么做对吗？

这里再强调一下我对自己的那个要求：决不轻言古人的是非对错。为啥？不是怕说错了。而是一旦在古人的是非里选了边、站了队，就很容易错失读历史给我带来的最大好处。

什么好处？活得长啊。人生不过百年，要想活得长，除了保持身体健康之外，很重要的一个方法，就是看到更多人的活法，理解更多人的活法，把他人的生命装载到我这短暂的一生里，让自己有机会突破个人经验的边界。

台湾历史学家王汎森写过一本小书，书名就叫《历史是扩充心量之学》。“心量”，这是一个佛家的术语，就是我们内心世界的广阔性和包容性。心量怎么扩大？光靠知识不行。心量，是被我们看到的更多人的活法、更多的生命状态撑大的。如果我们凡事都力求要给古人一个评价，你对、他不对，那是用我的是非标准来衡量古人，那是借古人的故事又夯实了一遍我原有的价值观，爽是很爽，但是，我的心量并没有得到扩充啊。这个损失可就大了。

就拿我们今天说的宋祁和欧阳修来说，他们的《新唐书》被吐槽了。那我们选择去看什么？是去看他们的漏洞，还是试着去理解他们？你会发现，他们之所以对一些现象痛心疾首，是因为他们对一些价值爱不释手；他们之所以拼命地反对一些东西，是因为他们在坚决地捍卫另一些东西；他们之所以一不小心走了极端，是因为他们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活得很认真、很用力。

他们离世将近一千年了，他们不需要、也不在乎我们的辩护。 理解他们何以如此，是为了我们自己，是为我们自己的心智增添了一笔财富。 所以，我才特别喜欢菲茨杰拉德的那句名言：“检验一流智力的标准，就是看你能不能在头脑中同时存在两种相反的想法，还维持正常行事的能力。”是的，既能欣赏《滕王阁序》那样的优秀的骈文，又能理解宋祁欧阳修这代人对骈文的嫌弃，这样的观念在我们的脑子里并存得越多，我们的心量才越大。

好，回到《新唐书》。其实，语言、文风，还只是枝节问题，后人对《新唐书》还有一个更大的质疑——崇尚春秋笔法的欧阳修啊，你真的是在写一本可信的史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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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书》之真

如果仔细分辨，你会发现，中国的史学脉络中其实是有两个传统的。

第一个叫“秉笔实录”，有什么写什么，重在真实。哪怕是皇帝办了错事，也得如实记下来。宋朝历史上有一个著名的故事，说有一次宋太祖赵匡胤在后花园拿弹弓打鸟玩呢，有大臣说有急事求见，那就见吧，结果什么急事都没有。太祖就急了，逗我玩呢？这大臣还犟嘴，我这事再不急，也比你打鸟玩儿着急。太祖什么脾气？当时就动了粗，把那大臣的牙打下来两颗。这位不急不忙弯腰把牙捡起来收好，太祖说，怎么着？你还留证据呢？你还告我去不成？这位大臣说了，告你，我是没地儿告你了，但是，写历史的人会记下一笔的。你等着。赵匡胤说，算了算了，哈哈哈哈哈，一边赔钱一边尬笑。你看，皇帝也害怕史官秉笔直书，这就是所谓的“实录”传统。

但是别忘了，中国史学还有第二个传统叫“春秋笔法”。说白了，历史不是记叙文，本质上它是议论文。历史记录的每一句话，甚至一词一字，都是暗藏褒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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