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虑近忧：国家战略的规避性向度

国家战略关乎国家发展的长远与全局问题。国家战略一向受重视的是积极进取的倡导性一面，而对消极退守的规避性一面所言不多。前者是国家发展的向上目标，后者是国家持存的兜底要求。兜不住国家战略的底线，是导致国家战略失误与失败的决定性原因。为保证国家战略的有效性，必须对国家战略的规避性向度予以高度重视:对国家战略上常常出现的战略误判、战略冒进、战略透支与战略溃败等进行关联分析，从而在制定与实施国家战略时避免跌进这类陷阱。在国家战略谋划上试图兜住这四个底线，需要在国家建构与建设上满足四个基本条件:国家的自我清醒认识、国家动员的合理程度、国家治理的高超技艺、举国以理性拒斥癫狂。总而言之，现代国家战略的制定与实施，是一个呈现国家兴衰界限的关键问题，国无远虑，必有近忧。

国家战略；倡导性；规避性

在国家战略（ national strategy）的论述中，人们常常着眼于国家战略的成功性个案，而忘记了国家战略的失败性个案。两相比较，后者带给人们的教训，远比前者带给人们的经验更为重要。相应地，因为关注国家战略的眼光盯住了成功的一面，对国家战略进取性的做法论述翔实，而对国家战略的规避性方面所论不多。为避免国家战略的失败，有必要强化对国家战略规避性问题的讨论。其中，四个 问题尤为值得关注: 战略误判、战略冒进、战略透支、战略溃败。战略误判、冒进、透支与溃败连贯浮现，就是国家战略的彻底失败。讨论国家战略的规避性向度，目的在于保证国家成功规避这些战略误区。在比较国家战略研究中，如何让国家保持战略清醒，俾使规避性一端兜住底线，倡导性一端落实目标，乃是国家战略研究的两个相关目的。现代国家战略存在先发国家的试探性战略与后发国家的模仿性战略两种基本类型。先发国家在现代化探索中拥有从容的时间和广阔的空间，因此可以以试错的方式探索国家前路，其战略的前置性与全局性并不凸显；后发国家面对的发展局面颇为紧张，因此不得不对其发展的全局处境和长远目标做出谋划，反倒表现出国家战略的事先自觉。但因为处境的不利，这类战略常常表现出对倡导性一面的压倒性关注，悲剧性地遗忘了国家战略的规避性向度。这对国际局势与国内状态双重紧张的后发国家来讲，无疑显著加大了国家发展战略的规划难度。这是大多数后发国家在战略上都会陷入溃败状态的必然原因，也因此促使人们高度关注国家战略的规避性向度。

一、着眼大局

理解“国家战略”，首先需要理解“战略”（strategy）。战略，按照克劳塞维茨的经典定义，“战略是为达到战争目的而对战斗的运用，因此战略必须为整个军事行动规定一个符合战争目的的目标，也就是拟制一个战争计划，并且要把引向这一目标的一系列行动与这个目标联系起来”。可见，“战略”一词首先是一个军事术语。但分析起来，谁能够给定战争的整个军事行动以目标呢? 那当然不是军事指挥者能直接给定的，只有政治领导人才可以给定战争的整个军事行动的目标。这就将人们理解战略问题的方向指向了政治领域。在这里，出现了理解战略的两个局面：一是对兼具政府首脑与军事统帅身份的独裁者来讲，会把政治与军事直接统合起来；二是在分权体制中，由于政府首脑与军事统帅是区隔开来的两种身份，因此需要对各自的责任与权力做出具有弹性的划分和连接：政府首脑决定战争的总体目标，军事统帅根据战场需要调动资源以完成政府首脑决定的军事任务，但政府首脑有权根据己方的实际处境来调整其战略目标。在政府调整其战略目标的时候，联盟关系成为一个重要内容。因此，战略便区分出着重兵力变化的有限战略，以及从整个国家层面来考虑问题的大战略 （grand stratrgy）。“所谓‘大战略’，或称高级战略，其任务就在于调节和指导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的所有一切资源，以来达到战争的政治目的；而这个目的，正是由基本政策，即国家政策所决定的”。如此一来，大战略就不仅将军事战略延及国家政策，而且进一步将国家政策扩展到国际关系领域。国家战略，就此成为下及军事、社会、经济等具体领域目标，中及国家总体发展目标与政策，上及国际关系的一个宏大概念。取决于这一定义，理解国家战略，也就是围绕国家总体发展目标与政策这一核心展开，就是一个自具理由的进路。这也是以 “国家” 为单位的战略被称之为“大战略”或“高级战略”（high-level strategy）的理由所在。

“大战略必须搞清楚，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的经济资源和人力资源，并且有效地动员这些资源，用以保障武装力量的作战行动。同时，它也要充分估计到国家的精神力量，因为教养人民具有高度的精神素质，经常都是重要的，其重要性并不亚于物质的斗争工具。大战略也必须负责陆、海、空军之间的兵力兵器分配，负责整个武装力量与工业之间的调整工作。更进一步说，军事力量只不过是大战略所掌握的各种工具的一种而已。为了达到削弱敌人抵抗意志的目的，大战略更应注意和利用的，是其全部力量，即财政上的压力、外交上的压力、商业上的压力以及从重要性上说来并不算最后一项的思想道义上的压力。”大战略与战略两个概念的含义相当不同: 前者是一种国家总体战略，后者则只是与战争直接相关的战略。缺乏适当的战略，试图取得战争胜利就非常困难；缺少国家战略，在国家间的竞争中要占据有利地位，也就根本不可能。战略适当，是战争取胜的关键；大战略合理；是国家间竞争胜出的前提条件。前者与军事资源动员体系相关，后者与国家总体发展状态相连。两者都是一种大局观的体现，但后者远比前者的视野更为宽广——乃是一种国家精神、经济发展、外交纵横、商业往来、道义价值、人民素质、权力机制、竞争能力等因素综合而成的结构。简言之， 一个国家在这些方面的综合发展相互匹配、合理有效，是其国家战略适当、推动国家发展并取得国际竞争优胜的保障。

这是大战略论题上具有广泛共识的立论。人们普遍相信，国家战略之作为大战略，一方面是以维护国家利益为核心取向，另一方面则以综观考量国家发展面对的诸条件为思考方式。就前者言，“从国家领导层的角度来考察，国家利益是构成正确战略的基础。国家利益是高度概括的抽象概念，它反映了每个国家的基本需求”。最重要的国家利益是国家的生存，也就是一定程度的独立、领土完整、传统的生活方式、基本制度、社会准则和荣誉不受侵犯。为维护这些利益，国家就必须面对国家间的竞争，并集中资源争取人心。就后者论，国家战略需要综合考虑地理因素的影响、武装部队的特点、军备控制的影响、经济与财政方面的制约、科学技术与战略的关系、民族特性及其态度。在此基础上，不仅制定有利于维护国家安全的大战略，而且推动国家在国际竞争中获得显著优势。

国家战略有其历史演进过程。在古代国家中，国家很难对政治、经济诸事务有一个全面预期。这与古代国家建构的粗糙性、统治所及范围的有限性、所获资源的匮乏性、发挥功能的局限性、自我保障维持的被动性等具有密切关系。因此，古代国家不可能像现代国家那样，对自己的事务做出一个全局与长远的谋划。但古代国家也有自己的战略意识，出现了人类早期的战略家与战略思想家——如雅典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前者从《理想国》《政治家》到《法律篇》，对三种国家建构战略进行了系统论述；后者则在《政治学》一书中对政体建构这个国家根本战略问题进行了比较论证。这是西方古代的国家战略在理论上达到自觉的标志。而希腊在以雅典为中心的提洛联盟、以斯巴达为中心的伯罗奔尼撒联盟的长期战争与竞争中形成的国家战略，则是西方古代在国家战略上的竞争性呈现。加上罗马战争征服的战略，以及在此基础上建构的万民法与市民法两重统治体系，象征着古代国家战略制定与实施的高超水准。对中国来说，夏商周三代更迭，从“夏服天命”到周“以德配天”，标志着国家战略理念的自觉。而在春秋时代，以孙子撰写的兵法，成为中国古代战略理论达到极高水准的标志性作品。但从总体上讲，“我们今天所说的大战略——运用国家力量，在一切可能想象的情况下满足国家安全目标的需要——在古代是稀有的东西。”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战略环境的简单，不需要复杂的大战略谋划；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民族国家尚未出现，大战略理念还在蛰伏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