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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问 | 晚清外交改革与职业外交官的形成

国家人文历史  · 公众号  · 历史  · 2017-01-12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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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自幼浸润于儒家经典,聆听圣人训诲,又经由总理衙门经义论题的考试选拔,他们普遍长于读书作文,而拙于西式外交的思维和手段。不过,总理衙门所办事务被划入机密之列,因格外注重保密而接受军机处与内阁模式,即摒弃胥吏,任用章京直接办事。国家外交由此避免类似六部事务操诸胥吏之手的命运,科举出身的章京也得以借此历练,从修撰档案、收发文书开始做起,而后分股办事,起草各式文书,经过数年的历练,交涉经验逐渐从无到有,积少成多,也能成为一方面外交问题的专家。他们中间,产生出一批视野开阔、熟悉成例、办事明练的外交人员。


▲ 总理衙门总办章京致驻外公使函件


章京之上的总理衙门大臣,是总理衙门的主管官员。与军机大臣、六部堂官一样,他们对本部门事务负集体责任,有品级之差,而无权责之别。分权带来相互制约,也造成大臣群体的保守与因循。在中央与地方权力缺乏横向切割的框架之下,总理衙门与督抚将军在外交权力上并无上下辖治权。出于平衡关系的考虑,总理衙门大臣之位经常被安排给在外交上毫无思想,业务上也无联系,甚至是敌视洋务的高官。这些都削弱了总理衙门大臣的作用。


作为一个急需专门知识的团体,总理衙门官员更大的问题在于,该机构承续六部与军机处的人事特点,大臣与章京品级相差悬殊,无法借由正常的升迁,由一般的办事司官逐级晋升为本部门的主管堂官。这无疑阻碍了章京专注于外交的热情,也减少了总理衙门主管官员中生成专家的几率。


总理衙门大臣与章京,是传统士大夫的一部分,他们的日常工作、职业生涯,与京中同僚并无异质差别,并非自成体系。他们的举动,受制于晚清的清议。一方面,他们熟读经典,行事自觉受义理名教的约束;另一方面,在洋务这一饱受诟病的领域经营,他们须随时防备来自清流言论的指摘与弹劾。由此使得总理衙门的行事,尚存一定的章法与规范。这一点也正是他们与驻外人员群体主要的不同之一。


▲ 总理衙门三大臣成林(章京升任)、文祥、宝鋆


驻外使馆的选任制度


晚清驻外公使的派遣与使馆建立,有着内外两层促动因素。在19世纪中期,因国内人口过剩及全球劳工市场短缺,大量华人漂洋过海,外出谋生,备受欺凌。在外国领事与公使的提示和建议之下,清朝逐渐意识到保护侨民的必要性;同时,东邻日本的迅速崛起与蛮横挑衅,极大威胁着国家安全,在屡经讨论之后,清朝向海外派出常驻使团,试图通过这种西式的外交模式因应上述问题。然总理衙门并未储备相应的外交专才,加之清流横议,遣使一事阻力尚存,于是总理衙门采用了以南北洋大臣为主的督抚保举、总理衙门推荐的公使选任方式。一大批对外部有所留心,或在洋务上有一技之长的督抚幕僚、部属、同乡被保举为驻外公使,经军机处、总理衙门斟酌推荐后成功上任。


为便于使团运作的灵转,总理衙门又让公使自行挑选使团人员,并在资格上不予限制,驻外使团成为公使私人属性较强的幕僚团队。由于有借助劳绩保奖升迁的好处,一些异途人员或通过贿买,或借助与公使的特殊关系,或经由朝中大员的请托,而进入驻外使团。他们被任命为驻外参赞、随员,襄助公使办理日常事务;或任命为领事官,独立负责保护一方华侨。他们成长于国内环境,不通外语,也未经历过职业训练,毫无专业能力可言;同时,他们多未经历过科举考试,与儒家的道德信条保持较远的距离;又因远离国内,义理名教、清流言论对他们而言,少有约束作用。按照制度规定,公使在任以三年为一届,任满回国,使团人员亦如是。在此情形之下,清朝驻外使团的外交效果不难想象。公使在外可拥厚资,回国后提升本职,平日缺乏监督,缺乏担当任事的动力,也缺乏足够的办事能力。而那些经由贿买或各种关系进入使团的人员,平时属意的是期满回国,借助劳绩保奖而进身。品质恶劣者,更是向本应由其保护的华侨巧立名目,聚敛财富。


▲ 选任公使的依据——使才记名清单


在驻外人员中,翻译官有着其他人员不可取代的语言技能,因而多能在外连续任差,少数人甚至借此升任公使。他们是在外时间最长,接触西方外交最多的一群人,也是最有可能在旧制度下成长为职业外交官的一群人。不过,由于他们主要成长于同文馆这一并不合格的语言学校,其语言及交涉能力经常无法因应外交需要;同时,他们中的多数因出身及教育原因,仍渴望回国进入仕途主流,求得本职升迁。


由此形成了晚清外交人员的两分:一类是总理衙门章京与大臣,大致源出科举正途,熟读儒家经典,依靠科举考试获得入仕资格,受儒家义理熏陶及朝中清流制约;另一类是驻外公使及其下属,他们经由大员保举、请托等方式得以上任,多出自捐纳等异途,有一些善于任事的能员干吏,少几分纲常名教的束缚,加之远在海外,避免了清流掣肘,其在外交涉的效果,因不同的个人而个体差异较大。


两类外交人员的合流


外务部的改制及驻外使馆的改革,其中一项重大内容就是糅合以上两类群体,使得外交官可得以内外互用,外务部相应品级的官员与驻外公使、参赞、领事互相调任,形成一个独立的职业外交官培养系统。


外务部丞参在此之后加入到驻外公使的候选群体之中。尽管由于主管大臣的原因,外交界弥漫政以贿成的风气,然驻外公使毕竟有了更合理的选择范围。公使之下的参赞、领事人员,除调用部分外务部司员之外,更多的是任用有着丰富经历的旧参赞、领事人员。而先前部分翻译人才的留任,使得这一批专任外交人员得以长期在外交界立足,并借此成长为清末民初第一批职业外交官。


▲ 外务部丞参与司官办理外交文书


外务部在选人方面,先是沿用经由总理衙门章京考试而选拔的旧人。到 1906年后,改用奏调之法。从此进入外务部的新人,在结构上发生重大变化,他们不再是科举正途出身,而更多是从驻外群体、外语人才中调用。不过,直到清朝覆亡为止,外务部实缺官员的主体,仍是此前的总理衙门章京,他们的改革思想,推动着制度的完善以及外交官结构的悄然变化,他们的自律也保证着该部门的运作不至偏离基本道德与规则的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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