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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的专业调整总是滞后于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未来社会是一个不确定的社会，任何人都无法像算命先生那样预见到未来会兴起什么产业，也很难清晰预见一个专业和学科的生命周期和发展路径，也许一项基础研究或技术的出现就可能催生一个新的学科或专业。如果还用过去的专业来适应今天的时代，就是刻舟求剑。因此，高校必须主动作为，建立适应经济变化的调整机制。我国高校学科专业优化调整布局，到了不得不“变”以及必须思考“如何之变”的历史拐点。
2024年5月24日，郑州大学内的一场校园招聘会。图/视觉中国
很多专业调整是“新瓶装旧酒”
《中国新闻周刊》：今天，高校专业的设置与快速迭代的产业行业需求之间，究竟有多大的距离？
邬大光：
最近，我刚刚参观了青岛港湾职业技术学院，这是一所国企创办的高等职业院校。学校的老师对我说，目前，整个山东港口集团的无人码头占比已接近70％，集团正在加快推动全部码头的智能化改造，再过几年，吊车、叉车、铲车、运输车的驾驶员，都会走进机房，这些车辆也都会变为无人驾驶。未来港口的生产方式与过去和现在相比已截然不同，这就是科技的进步。相应地，港口相关的人才培养方案、培养目标、专业建设、实验室建设，乃至教材建设等都和过去完全不同了。
山东港并非个案，几乎每一个产业或行业领域，都有类似的案例。这意味着旧有专业与企业现实已经出现诸多脱节，专业是否对口已不是那么重要，更进一步说，知识结构、课程体系、教材内容、师资水平，乃至实验室的脱节十分普遍。但意识到这个问题，与实际推动改革还是两回事，改革难度很大。
《中国新闻周刊》：我们看到很多高校为了响应新一轮科技革命，一拥而上“增”了很多“潮流”专业，如人工智能、智能建造，以及其他各类“智能+”新工科专业，你如何看待这一现象？有哪些问题值得我们反思？
邬大光：
目前，一些高校一拥而上增设的这些新工科专业，绝大多数缺乏扎实、广泛、精准的市场调研。很多高校仍是基于学校已有资源去办专业，而非基于真正的市场和产业需求。这自然引出一些问题，即使成立了新专业，这些专业老师的知识结构就跟上了吗？教材、教学方式和培养方案也自动更新了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也就是说，增设新专业，并不代表人才的培养规格、水平就立刻和科技发展、产业革新同步了。相应地，很多旧专业看起来是被裁撤了，但实际上，这些旧专业的老师依然“残留”下来，用旧知识教新专业的学生。归根结底，都是“新瓶装旧酒”。
过去的一些历史教训表明，专业的增设并没有带来知识体系、课程内容的变革，教材更新一直滞后，出现“闭门造人”现象。而且，我国以往的专业设置往往受资源配置影响较大。实际上，资源配置越多，专业越容易固化和窄化，从而与市场需求脱节。时间一长，专业改造愈加困难，最终只能撤销。因此，当前的专业调整，是市场“倒逼”的结果，是撼动我国高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一个契机。下一步，则要真正走出专业与市场脱节的藩篱。
图/视觉中国
课程改革才是治本之策
《中国新闻周刊》：高校应怎样从专业的固化中突围，核心障碍是什么？
邬大光：
专业不只是一个概念或符号，它是高校实现“三大职能”的基石，也是高校各种组织和制度的基础。高校需建立自我调整机制，主动通过课程内容更新推动专业改造，通过知识体系重组推动专业升级，通过课程资源共享推动学科交叉，让新专业之“新”名副其实。未来，专业优化调整的重点，应该是淡化专业、强化课程。调整专业目录是“治标”，课程改革才是治本之策。
专业调整是对高校治理能力的挑战。目前来看，改革的最大阻力之一来自教师，尤其是那些既传统又强势的专业。因为高校的学科、专业调整，表面上调整的是“学科”和“专业”，以及课程结构、知识体系和教材的更新，实际上调整的是教师“利益”。今天高校中的多数教师都是接受专业教育出来的，有着厚重的专业基因和惯性，且形成了固化的专业思维和路径依赖，很难在短时间内转型，即使面对新专业的学生，很多教师能教的也只有旧知识。
今天的许多学科、专业都是20世纪50年代初埋下的种子，这是历史的财富，也是当下调整“阵痛”的伏笔。当我在读硕士、博士的时候，竟然发现一些高校的食堂都是按照专业命名的，有物理食堂、化学食堂、经济食堂……当下很多高校都是学院制了，表面是学院，实际上是以系为单位或以专业为单位运行。可以说，我们这一代大学教师，既是专业教育的产品或“试验品”，也是专业教育的“半成品”。
从历史看当下，我国今天的大学里，专业已经成为一个相对固化的链条，教师、学生、家长、政府、企业以及资源配置等都是这个链条的组成部分，高校教师的专业思维越来越固化，逐渐形成一种固有观念：人才培养，必须以专业、学科与院系为基础去配置资源，有了专业就“有了户口”。这本质上是一种部门所有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