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历史不提供经验，但提供视角和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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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兆光的历史视野向来开阔，从中国到海外，由思想史到全球史，不拘一隅。同时，作为一名历史学家，他也始终保持着对现实问题的关切。《新周刊》对葛兆光的两次拜访，从2024年夏天到2025年春天，横跨两个年份。

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世界动荡不休，许多曾被视作常识的观念反复受到挑战。对于这一切，葛兆光始终关注。在他看来，过去几年对于世界史，尤其是对于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的梳理，在当下显得更具意义和启发性：“我们跟世界其他地方的民族、文明、国家是互相交往、互相联系、互相平等的，这是我们做全球史的目的。”

春天的复旦大学校园，草木萌发。在葛兆光位于二十几层的办公室，能望到校园内外的忙碌人群、穿梭车流，也能保持观察和思考的静谧。历史无时无刻不在形成，研究历史“不提供具体经验，但是能够提供一些视角和信念”。

“人类毕竟是要互相交往的”，葛兆光这样概括这种信念。

葛兆光。（图 /聂一凡 摄）

“把第一步迈出去，后面就好办了”

《新周刊》 ： 《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改变了以往将中国史与全球史分开对待的历史研究传统，把中国放入广阔的全球史视野里，同时强调“从中国出发”。历史视角如此转变之后，有什么新的发现？

葛兆光 ： 20世纪90年代，全球史被介绍进中国。尽管在国际上，它已经成为一种很大的研究潮流，但是在中国，很多时候还是止于理论阐述和介绍，没有好好地去自己写一部，更没有认真思考中国学者应当怎样叙述自己的全球史。

从中国出发去谈全球史，就会看到一些日本人、美国人、欧洲人谈全球史时也许探讨得不够的事情，这就构成一种互补。我一再强调“从中国出发”，并不是强调中国在全球史中的份额、地位和意义，而是给全球史提供来自中国的观察角度，也反过来用全球史的视野看中国历史。

一方面，面对全球史中的很多事件、人物、现象，由此有了一种中国观察的视角，比如对于罗马为什么不能像秦汉那样形成一个去地方军事化的，制度、文字、习俗同一化的帝国，我们有了来自中国角度的解释；另一方面，对于很多中国历史上的事件、人物、现象，我们也有了一种全球史背景下的新解读。

罗马帝国开国皇帝屋大维的雕像。（图 /维基百科）

比如我在《读书》杂志上写的一篇文章谈到1255年法国基督徒鲁布鲁克在哈剌和林的蒙哥汗面前与佛教徒辩论教义，（蒙古帝国对于宗教管控的）尺度那么宽松。可是，第二年同样在蒙哥汗面前，佛道辩论《老子化胡经》的结果却是禁止《老子化胡经》，严厉打压道教。

为什么尺度突然收窄？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从面对西亚、欧洲转向面对东亚的中国，蒙古人发现，宗教与族群认同在东西方不一样，而东方的宗教也许会成为蒙古帝国统一世界的障碍，因此原来自由宽松的宗教政策就变了。这样，对于蒙哥汗以及后来忽必烈面对佛道时的政策，我们就有了新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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