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野也为理解劳动力市场中介、外包网络、平台的发展提供了基础。相比劳动力市场中介，外包厂商和平台承担着更为多样的资本职能，但三者都在流通阶段（G—W）回应了资本自由灵活调配劳动力的需求。市场需求的高度变动要求资本灵活调整生产与用工，但既有的社会规制和劳动保护体系限制了资本对劳动力资源的自由调配，基于市场需求不断重组生产也对劳动力的即时匹配提出较高要求。外包网络和劳动力市场中介链的发展一方面能协助资本转移用工关系、外化用工风险、实现劳动力资源自由调配，另一方面能广泛延伸资本的招募触角，确保劳动力按时按质按量的供给（Coe et al.，2010;Enright,2013）。数字劳动平台的发展则体现了另一种经营劳动力的思路（当然其职能并不限于此）。平台凭借数字化基础设施的广泛触角和阶段性补贴达成一定用户规模，之后又凭借网络效应、范围效应吸引更多劳动力和客户进入，以此将相关服务行业原本分散的劳动力和客户市场充分整合起来，再借助算法系统对双边市场进行精确匹配，对生产进行统筹管理，对大规模劳动力进行即时高效的动员（斯尔尼塞克,2018;谢富胜等,2022）。
综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野是学界理解灵活用工发展的基础，而其关于资本循环过程的整体论述则为分析灵活用工在全球的快速扩展提供了一个富有潜力但有待推进的分析框架。当前灵活用工相关议题的研究所呈现的割裂现状也可在该分析框架下得到整合。因此，笔者将重访马克思关于资本循环过程的分析，力图从中找到分析灵活用工发展的系统性框架。
中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在所有制、分配制度、市场和政府关系、经济发展的本质目标等方面均与资本主义体制有本质区别。“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资本是带动各类生产要素集聚配置的重要纽带，是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但与此同时，“资本具有逐利本性”，应加以规范和约束。在全球化背景下，资本之间的激烈竞争、市场需求的高度变动进一步驱使中国部分资本将流通与生产深度整合，以更灵活的用工方式获取利润。在这一背景下，对平台、劳动力市场中介、代工商等资本运作逻辑进行分析，既可看到其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积极面向，也能揭示其规避法律监管、损害劳动者权益、无序扩张、寻求超额利润的潜在面向，有助于中国更好地“规范和引导各类资本健康发展”，“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理论研究”。
二、资本循环过程的论述及弹性积累体制带来的挑战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野对生产支配地位的强调为学界理解弹性积累体制下劳动过程与用工方式的调整、劳动力经营职能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马克思关于资本循环过程三阶段的整体论述则为本文厘清灵活用工现象的形成机制提供了富有潜力的分析框架。本研究对弹性积累体制下灵活用工的分析正是在这一视野的指引下对资本循环过程相关论述进行继承性发展的结果。
（一）马克思关于资本循环过程的论述及其潜在预设
基于《资本论》第二卷的论述（马克思,2009b:5-112），图1勾勒了资本循环过程三阶段的形态变化和资本职能。第一阶段是货币（G）到商品（W）的转化，是剩余价值生产的准备。资本家以货币（G）购买劳动力（A）和生产资料（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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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处于流通领域，履行货币资本（买）职能。第二阶段是对劳动力（A）和生产资料（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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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产性消费，资本通过生产过程（P），形成价值更高的商品（W′），是剩余价值生产的实施过程。资本处于生产领域，履行生产资本职能。第三阶段是商品（W′）到货币（G′）的转化，旨在通过商品出售实现剩余价值。资本处于流通领域，履行商品资本（卖）职能。从资本循环的总过程看，这三类资本职能都不过是产业资本在三个阶段依次采取的特殊职能形式。当产业资本中处于流通过程的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的职能独立起来、固定下来，便分别转化为商品经营资本和货币经营资本。
马克思对资本循环过程的分析主要基于当时正在逐步确立的工业化大生产组织方式，一系列潜在预设也以此为基础。第一个潜在预设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资本最为重要，处于流通领域的资本只是帮助其确保剩余价值生产和实现的辅助性力量。马克思将工业化大生产视为资本主义生产组织方式的演化方向，商人资本或商业资本（活跃于两个流通阶段，商品经营资本和货币经营资本是其两个亚种）曾对资本主义工业生产有促进作用，但“一旦工场手工业相当巩固了，尤其是大工业相当巩固了，它就又为自己创造市场，并用自己的商品来夺取市场。这时，商业就成了工业生产的奴仆”（马克思，2009c:375）。前资本主义社会商业支配着产业（生产），资本主义社会则正好相反，“商人资本的独立发展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程度成反比”（马克思,2009c:366）。大零售商、品牌商及平台的崛起反映了商人雇主制的复兴及商人资本对生产资本或小生产者的支配地位（哈维,2013:86;陈佩华主编,2016;谢富胜等,2022;Stanford,2017）。
与之相应的第二个潜在预设是，流通（W′—G′）服务于生产，但对生产活动的直接塑造相对有限。产业资本完成生产后会将商品出售的工作交由商品经营资本执行。尽管产业资本需为此让渡部分剩余价值，但也极大地节省了流通时间，从而有助于其生产周期的缩短和剩余价值的增加（马克思,2009c:297-312）。虽然马克思也注意到市场需求波动和商品过剩的情况，但他认为流通阶段的不确定性对大工业生产过程的影响相对有限。资本曾以家庭分包体系、过度劳动等方式来应对订单波动，但在工厂法的约束下，这些弹性生产的方式会逐渐被效率更高的工业化大生产取代。增加厂房、机器、工人人数，平均分配全年的劳动量，发展海洋航行和交通工具，是应对订单季节性变动的重要方式（马克思,2009a:549-553）。至于商品过剩的情况，则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不断开拓海外市场以及在经济危机期间毁灭部分生产力和制成品是两种暂时的解决方案；长期而言，只能通过生产关系层面的革命来解决（马克思、恩格斯,2009:30-43）。与工业生产组织方式不同，流通与生产的深度整合是弹性积累体制的突出特征。
第三个潜在预设是，卖（W′—G′）比买（G—W）更难，商品出售一般由专门的商品经营资本承担，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购买则不需要。前者是从特殊形式的使用价值（商品）到一般形式的价值（货币），后者则相反（马克思，2009a:87）。在流通阶段（W′—G′），资本形态的变化相对困难，占用较大部分的流通时间，而且对资本来说剩余价值的实现也更为重要，现实中往往由专门的商品经营资本代替产业资本执行商品出售职能。而在流通阶段（G—W），随着劳动者的普遍无产化，劳动力可被自由雇佣；同时商品交易普遍化，生产资料容易从市场上获得，在这一阶段只需货币经营资本代替产业资本家执行其购买和支付的职能（马克思,2009b:143-145）。但现实往往更为复杂。如果说在流通阶段（W′—G′）产业资本需要专门的商品经营资本协助其将特殊的使用价值（商品）转化为货币，以实现剩余价值（马克思,2009c:297-312），那么在流通阶段（G—W）产业资本要获取符合生产需求的劳动力，要有效应对生产任务与用工需求的波动，也需要专门的资本承担劳动力高效率供给的工作，确保剩余价值生产顺利进行。如果说在流通阶段（W′—G′）产业资本需要专门的商品经营资本承担保管、售卖方面的工作以避免使用价值和价值的丧失（如商品腐烂、变旧）（马克思,2009b:143-161），那么在流通阶段（G—W）产业资本也可能有动机通过发展规避标准劳动关系方面的职能来降低劳动力价值、提高剩余劳动占比。因此，与流通阶段（W′—G′）承担商品出售职能相应的是，商品经营资本在流通阶段（G—W）也承担着复杂的劳动力经营职能。
第四个潜在预设是，降低必要劳动的主要方式是提高劳动生产力。马克思（2009a:199）认为，必要劳动即劳动力的价值，“就是维持劳动力占有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这既取决于“自然需要”，也是“历史的产物”，包含有“历史的和道德的要素”，取决于不同国度、不同时期的文明水准。资本通过变革生产方式、提高劳动生产力来缩短劳动日中劳动者的必要劳动时间，从而获取相对剩余价值（马克思,2009a:363-373）。当前生产业务在全球不同地区的分包、用工关系的转移或变更与对标准劳动关系的规避体现的是资本降低劳动力价值的另一种方式。资本或通过将欠发达地区更廉价的劳动力纳入生产体系中，或通过用工关系的转移与变更，或将两者相结合，对劳动力价值中“历史的和道德的要素”部分进行操纵，以规避保护性劳动立法和社会契约下形成的相对较高的薪资、福利和保障水准。
总之，马克思对资本循环过程的分析潜藏着四大潜在预设，但相关预设在弹性积累体制下需要进行一定程度的调整。因此，我们需要详细解析弹性积累体制的运作逻辑，进而分析其生产组织方式与马克思笔下工业化大生产的差异，从而对马克思的分析框架进行继承性发展，为进一步的分析奠定基础。
（二）弹性积累体制的形成与分析框架的调整方向
马克思（2009a）在《资本论》第一卷详细梳理了资本主义生产从手工制造业到机器大工业的历史演变过程。到20世纪20年代，工业化大生产组织方式在欧美发达国家占据绝对主导地位（派尔、赛伯,1989）。“二战”后，在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组织化劳工运动、阶级妥协等因素的推动下，福特制进一步将大规模标准化生产与高工资、高福利、高保障、劳工集体权利相结合，成为西方企业最为典型的生产组织方式（哈维,2013）。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组织方式总体沿着马克思所预言的工业化大生产方向发展，相关预设基本适用。但随着工业产品市场日趋饱和、消费者品味趋于多元化，企业经营环境面临高度不确定性。对企业而言，如何生产更多产品已经不是最大的问题，如何按照市场需求生产产品并成功将其卖出去才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在市场环境的高度不确定性下，福特制下高度固定的组织架构、高水平的劳动保护无疑面临严峻挑战（哈维,2013;派尔、赛伯,19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