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但是，“天之生圣人之材甚吝”［5］204，圣人出现的机会是很少的。幸亏圣人有阐述道等真理的典籍流传下来，使得无缘与圣人同处一世的人，可以研读来体会理解圣人之道。然而，世人当中，具有理解圣人典籍才品的人也很少见。“由于道，听于命而不知者，百姓也；由于道，听于命而知之者，君子也。”［2］281此处，百姓、君子之分，并非地位和道德修养方面的差异，而是着重才品、数量方面，即君子乃人中龙凤，数量极少，平常人占大多数，占据绝对优势。概而言之，掌握天道奥妙之所在、传承教化芸芸众生，绝不是多数人能担当的。
那么，一个问题随即产生，既然圣人、君子、上智者有资格发现天道，阐发宣传天道，就把教化的任务交给他们好了，又何必要强调“人主”的地位呢？在王安石的天命观、哲学思维领域中，上天主宰生民命运之时，严守“贤者治不贤”，贤者处尊位，愚者处贱位的“天之道”［2］320。才品达不到中等以上的人，没有机会处于大富大贵的地位，“以其不克负荷故也”［4］69。皇帝是天之骄子，是上天在人间的代言人，所以没有比之更为尊贵的。所以，人王地主的智慧和道德自然远超常人。由此逻辑推理，自然得出教化世人的活动必须在“人主”的主持下才能圆满完成的结论。
王安石才品教化观的形成，既是他对人世规律的哲学性推演，也是他对解决现实政治问题的深刻考虑。中国从秦始皇开创大一统的格局后，就开始不断地强化皇帝的地位，特别是宋朝建国之初，就以唐、五代中央皇权旁落为殷鉴，将皇帝的权力加以病态化的巩固，纤微小事，不经皇帝也万万不可通过，何况是变更祖宗法度这等大事。王安石深知不依国主，则新法难立，即是说必须在神宗的支持下，事事以其名义宣示下去，变法才具有合法性。在此基础上，又必须夸大“人主”的才品，强调凡教化必须通过“人主”，才能为变法寻求合理性。
二、统一道德与风俗
人与人之间，存在着先天素质或后天修养方面的差别，导致其在认识同一事物或问题时往往各成格局，舆论的多元化就此产生。判断一种舆论正确与否的依据便是它与圣人观点是否相符，凡是与圣人倡导的不一致的舆论、观点就可以不必接受而一概归之于流俗之言。流俗之言违背圣人所认可的理论和道德准则，没有指导实践的价值，所以皇帝或当权者在进行政治、军事决策的过程中可以将其忽略不计。这就是，王安石“流俗之言不足恤”的观点。不过，藐视流俗之言只是为了避免其干扰正确的决策，并非真对其破坏作用熟视无睹。相反，一个有经验的从政者、改革家必须时时刻刻对流俗之言保持足够的警惕。王安石在《诗经·国风·邶风·柏舟》的注释中写道：“国乱而君昏，则小人众而君子独，君子忧之者，忧其国而已。忧其国则与小人异趣。其为小人所愠，固其理也。故曰：‘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小人得志，则为谗诬，以病君子。君子既病矣，则又从而侮之。故曰：‘觏闵既多，受侮不少。’其曰‘既多’‘不少’者，以著小人之众也。”［6］28也就是说，要想达到国家长治久安就必须使小人的力量不足以与君子的力量抗衡。而小人最常用的武器便是谗诬，即流俗之言的具体形式之一。故而，一道德、同风俗则君子地位稳固，君子地位稳固则为治世，而小人鼓噪、异论纷扰则会导致君子去位，君子不在其位则为衰世。为进一步说服，王安石又从具体的历史事件对比中去寻找例证：先王统治万民，“以经术造士”，造成人们都认同一种原则、观点，绝无异论，因此，能呈现出一派盛世之征。先王以后，在上者丢弃传统，致使“下有私学乱治之奸氓”［2］207“家异道，人殊德”［5］96，顿显衰世之兆。东周时期，孔子秉先王之学，立志复兴文武治世，“兴未丧之文”，孟子继之于后，又“承既没之圣”，所以，“异端虽作”而“精义尚存”。可是，到了秦始皇一统六国，全部捐弃先王之道，“遂失源流之正”“淫辞诐行”横行，“妙道至言”隐遁，尧、舜、禹所开创的治世痕迹就消失殆尽了［2］207。
帝王要重现三代治世，效法先王，“堲馋说，放淫辞”［4］87，是非常关键的施政举措。但是，假若“流俗之言”在人群中长久扩散，使之习以为常，一种新观点突然降临，很有可能会引发人们的抗拒心理。此乃人之常情，不必大惊小怪。只要明确“咈百姓”的目的，是为“从先王之道”［4］30，施政者便可放心而为。相反，假若统治者游移不定、缺乏坚持正道的决心，听任“邪说”自由扩散，就会造成人情浮动、莫衷一是，最终预期的功业也难以成就。如同煮羹的过程中，“下一把火，又随下一杓水”［7］6414，那样的话，羹就永无煮熟之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