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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斯坦福大学被称为是硅谷的母校。
有资料显示,硅谷大大小小公司的高管,尤其是创始人和CEO,百分之七八十都是斯坦福毕业的。
甚至像Google和雅虎这些公司,创始人在斯坦福都没毕业就出去创业了,把技术变成了现实生产力和社会经济效益。
我当时由于是公派留学生,所以从出国的第一天起,就想着回到中国要干什么。
那时候,因为我们是第一批公派留学生,所以教育部对外面的世界也是一点都不了解,也就没有限制我们出去学什么,想学什么都可以。
我想,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当时全国才几百万部电话,有的地方一个单位都不见得有一部电话,更不要说个人家里有电话了。
而在国外电话的那种普及程度,让我觉得中国在这方面有巨大的发展空间,所以我就选择了学习电信。
所以,我觉得学习是为社会需求服务的。
后来,我在电信领域转向了管理,又转向了电信政策和电信体制改革研究,都是服务于这种社会需求。
说的大一点,这样的学习是一种社会责任感,是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
现在我在学校里教书,所以比较了解现在的学生怎么想。
现在的学生主要考虑的不是社会需求,而是哪个行业挣钱多或者是有铁饭碗。
这是从个人功利的角度出发去学习,而不是真正地理解和满足社会的需求,这也导致他们学东西特别死,知识面特别窄,根本没办法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
问:
今天中国学生的共性问题也一定就是教育系统的问题,您觉得中国的教育有什么系统性问题?
阚凯力:
我在2000年从电信研究院调到北京邮电大学,成为经济管理学院的第一任院长。
上任之后,我们就发生了非常大的争论,在学校到底谁为谁服务?
是老师为学生服务,还是学生为老师服务?
以现在中国大学里的普遍情况来看,不仅是学生为老师服务,即使念到了研究生,学生也还是在为老师打工!
教授搞到了项目,挣到钱就进自己腰包了,然后把任务分配出去,让学生给自己做项目。
有的教授自己开公司,研究生到教授的公司去上班,甚至还要打卡。
有的教授自己没拿到项目,也没办公司,那怎么办?
让学生去公司兼职,把学生给“出租”了。
公司一个月给教授四五千,而学生只拿到四五百,变成包身工了。
很明显,这些老师就是在赚学生的钱,难怪很多研究生都在背后把自己的教授称为“老板”。
这些现象在中国1949年以前的大学,甚至80年代以前的大学都是闻所未闻的。
这个社会的腐败、学术的腐败和大学的腐败,简直是一塌糊涂、岂有此理!
不是说学生不能在学习之余工作赚钱,而是说学生赚了钱归教授,这在西方绝对是非法的,不可理喻的。
但是在我国已经成了普遍现象,甚至教育部都出了规定,每个教授带研究生,要给学校交钱。
理由是什么呢?
因为学生帮教授赚钱了,所以教授从学生身上赚到的钱,要分一部分交给学校——这就是教育部的规定,带一个研究生一年要交几千块。
这种教育部的规定,不就是和珅规定的“养廉银”吗?
贪官污吏在地方上搜刮百姓,朝廷不但管不了,而且要交给朝廷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