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他明确提出书籍史研究要跨国、跨学科，同时要建立自己的关于“传播线路系统”的理论框架
（同上，112页）
。
在过了三十多年之后，英国历史学家詹姆斯·拉文（JamesRaven）在2018年出版了一部同样题为《什么是书籍史？》
（
What is the History of the Book?
Polity，2018，孙微言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
的专著，也没有对“书籍”和“书籍史”下定义，有评论认为该书最值得称道的特点是它的学术视野有着“非凡的广度”（“its remarkable breadth”）。从该书所涉及的以书籍为中心的广泛议题 ——印刷、设计、发行、书目、经济学、版权、审查制度、流通、图书馆、阅读等——来说，的确呈现出跨学科研究的广度。
詹姆斯·拉文主编的
《牛津全球书籍史：插图本》
（
The Oxford Illustrated History of the Book
，2022；李家真译，商务印书馆，2024年11月）
是2022年出版的综合性世界书籍发展通史，来自哈佛大学、牛津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著名学府的十六位知名学者遍访全球、纵览古今，以跨学科、跨文化的研究视野描绘了一幅以书籍为中心的人类文明史长卷。具体来说，“本书展示的是书籍如何在世界各地的各个历史时期不断重塑，不断革新。本书各个章节呈现了书籍的各种恒定形态和残存形态，书籍演变的各个关键时刻，以及异质功能和异质材料的长期共存。书籍的发展一方面存在差异性，一方面又存在共时性，两者都要求我们追根究底：新起的特定形式和用途，是否出于替代并改良旧有形式的需要？全球各地的书籍若是在大致相同的历史阶段发生相同的演变，各地的演变又似乎互不相关，此类演变可否归因于彼此类同的基础条件，比如人口和经济的增长，帝国的收缩或扩张，政治和智识的昌明或式微，以及人们对教育需求的相应重估？”
（4页）
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所提到的以书籍史为中心的几个关键词及议题：恒定形态和残存形态、异质功能和异质材料的长期共存、演变中的差异性与共时性、形式与用途的替代和改良等，实际上就是书籍史中的“发展”概念的基本内涵。
从真正的全球史视野与集体合作的阵容来看，有意识地开拓和强调了一些比较边缘的学术领域及研究议题，这是该书在学术上的重要贡献之一。詹姆斯·拉文在前些时候接受《上海书评》访谈的时候谈到这个问题，他认为来自多个国家和机构的研究者的优势在于他们的专长和方法与各自所在的地区和语言有着极大的相关性，同时也因为来自不同学术传统和学科，大家并不总是能对各种定义达成一致，由此为本书增加了一个重要的辩论元素，读者也可以参与其中。例如近东古史专家埃莲诺·罗布森（Eleanor Robson）阐明了短命的垃圾文献对历史学家有重要的价值，古代的零碎文字同样相当于信息存储库，有助于我们了解那些制造并丢弃它们的文化。书籍保护专家和文献学及排版研究者戈兰·普鲁特（Goran Proot）重新发现了十六世纪欧洲的许多一次性材料，包括传单以及从印刷车间幸存下来的零散印件，由此揭示了在弃物和巨大的官方印刷订单当中，存在着一种迥异常规的信息生产和接收史。本书另一些章节包含其他一些跨文化比较，着重讨论了采用或延迟采用各种印刷方式的原因，比如相对需求和经济考虑使一些地方持续沿用抄写方式，拒绝采用印刷术，又如木版印刷在一些地方比活字印刷更受青睐，因为木版可以重复利用，满足偶或有之的按需出版要求
（詹姆斯·拉文谈《牛津全球书籍史》，访谈人是该书译者李家真，“澎湃新闻·上海书评”， 2025年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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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在书前的“书籍史时间线”是书籍史大事年表，从在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哈拉帕（ Harappa）及摩亨佐达罗（ Mohenjodaro）遗址出土的来自公元前约3500-1900年的一些印鉴上的书写符号到2019年英国非营利组织联合信息系统委员会（JISC）以图书馆中心发现系统（ Library Hub Discover ） 取代在线公共获取联合目录（COPAC ），可以看作是一份人类书籍史上有突出历史贡献、文化价值或重大事件的节点索引。作者的意图是“可使读者直观地了解，世界各地的书籍生产和阅读历史当中，存在怎样一些出人意表的巧合和反差。时至今日，我们依然对过往的写作及出版实践认识狭隘，抱有一些相对地域化的观念。这条时间线虽然只列出了全球书籍史上的重大时刻，但应当能产生促使我们停步反思的效果”
（2-4页）
。应该反思的议题当然有很多。比如，关心书籍审查史的读者可以看到：1799年印度总督威尔斯利侯爵推出印度的第一套书报审查制度；1910年英属印度政府通过严苛的《书报法》，旨在遏制煽动性文字的生产和传播；1922年苏联成立新闻出版业国家机密保护总局，重新实施全面审查；2015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一项现名“2030议程”的决议，目标是“保障信息的公共获取，保护基本自由权利”。书后的“扩展阅读”列出各章的补充阅读著作与论文，是有价值的研究指南。由此想到有点遗憾的是，书中正文没有关于史料、观点等的出处注释，当然这是因为该书主要是一部面向大众的学术普及读物。
詹姆斯·拉文为该书撰写的第一章“导言”基本内容来自他的《什么是书籍史》的第一部分“书籍史的范围”，也是首先论述了在今天难以严格为“书籍”下定义的原因。从五千多年前的楔形文字泥版到今天的数码屏幕，人类阅读的媒介有过极为丰富多样、变化发展的形态，即便是在“书籍就是本册（codex）”的宽泛观念之下，也存在着非常丰富的类型、形式，为实现阅读而用过的技术也同样丰富多样。更极端的例子是，能不能把一个人也视为一本书？如果根据关于书籍的基本假定——“提供一种耐久、便携（或说可移动）、可复制且可识读（亦即可供阅读交流）的手段，满足人们记录并传播信息和知识的需求”，那么古往今来的说书人、教师和传道者不也与之相符合吗？
（5页）
